我第一次买股票并不是在上海，而是在东京。
出国前，上海已有证券交易，但那时的我一心专注于工作，一切春风得意得心应手，对股票没半点兴趣。去东京后，意识认知有了些变化，不再执拗于已有的观念，发觉股票并不只是有钱人的投资品，它很有些使人生体验更多样、心理感受更丰富的精彩处，同时又受了一个同龄日本人的影响，他就是以自己的小收入买股票，过些天瞅着机会买进卖出，赚点小钱而自得其乐。想想在日本来钱还算容易，就去证券公司开了户。
开户很简单，外国人也没什么限制，凭在日本的登录证即可，比在上海开户还简单。
开了户，买了股票，自然也就要关心，好在平日就常看报，关心一切大事小事，加上只是学生，时间也稍自由，所以就像那日本人一样，半月一月的买卖一次，一开始有些小赚。那时日经指数在2万3千点左右，已从最高的3万9千点下跌了不少，心理感觉上还算安全。
日本的证券公司营业厅都很小，没有那么多椅子那么多人，就一个柜台，两三个接待小姐，所有买卖都是委托证券公司交由她们代你操作的。有时走在大街上，忽然看到股价涨了，就打电话给她们，只要报上姓名即可，她们的服务态度绝对没话说，绝不会因为你只有那么点小钱而有丝毫的轻慢。
有时没事，我也跑去坐在那儿看看行情看看报纸，经常就我一人。挂着的音箱里不时实况播报着交易所内情况，什么野村证券一次买入某某股票多少股，大和证券一次卖出某某股票多少股等等，还播报些即时的相关新闻。几次一见，小姐脸也熟了，给我递上水，得闲时也跟我聊聊天，有一位还差点叫我教她乐器。
日本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都是通过邮局直接寄到所有股东家里的，我每年都收到，每年的分红也是通过邮局汇款到你家，一切简单明了，股价好像也没有除权一说，因为那红利是上市公司直接寄给你的，和交易所的股价不存在直接关系。
每年的股东大会是最热闹的，由于那几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股市大跌，许多公司业绩明显衰退，所以大小股东们都乘股东大会之机而发难，给董事会和经营者们很大压力，台下充斥了讨伐声骂声，台上则是一次次地深度弯腰鞠躬，连声地谢罪。股东大会最集中的那几天，警察们也是如临大敌，出动许多警力去各会场维持秩序。我没参加过，只是从电视上看到些消息。
日本的许多上市公司都会给股东一些优惠待遇，比如私铁公司会给股东送些他们自己的乘车券等。
日本股票是没涨跌幅限制的，暴涨暴跌那是常有的事，印象最深的是“日活”被摘牌前最后几个交易日的股价表现。“日活”是早就熟知的日本大电影公司，在国内就已看过好些它的电影，那年它倒闭了，股价从前日的200多日元，跌到100多日元的卖出价，挂在那也没能成交，第二天有人以50多日元继续挂出，还是没有成交，直到第四天的29日元才有成交，又过两天，股价跌到19元，一个知名的大电影公司就这么黯然谢幕退出了证券市场。
后来日本股市不断走低，我的股票也被套，也就失去了信心，每年就按时拿些红利而已。回国时，股票仍不见起色，割了舍不得，就委托给仍在东京的外甥照看。又过几年，日经指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下滑落，1万8千点、1万6千点、1万4千点，终是绝望了，将股票全抛光，损失了不少。然后拿了这些钱买了国内的B股，总算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损失终是给补回来了。（2007.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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