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博看《心影传神-乌菲齐美术馆藏大师自画像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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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这幅自画像中的“青涩话术”还是可以看出年轻的莫雷尼正在寻找最合适且最现代的表现方式,在面对众多艺术语言选择时依然不甚成熟且不够坚决,但强烈的符号特征和他构建并驾驭绘画空间的能力在这里已经表露无遗。这些特点令莫雷尼在后续几十年的创作中毋庸置疑地跻身于意大利和欧洲非定型主义绘画的主要代表人物。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莫雷尼转向具体主义,并于 1952 年加入廖内洛·文图里的“八人组”,其成员还有阿弗罗·巴萨尔代拉、雷纳托·比罗利、安东尼奥·科尔波拉、恩尼奥·莫洛蒂、朱塞佩·桑托马索、朱利奥·图尔卡托、埃米利奥·韦多瓦和阿尔贝托·维亚尼。最后,在1954年左右,莫雷尼突然坚定地进入非定型主义美学领域,之后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该领域内进行的探索。


拉斐尔·瓦尔迪以抽象派艺术家的身份开启了职业生涯,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其艺术创作发生了巨大转变,他开始用更具象的手法并潜心研究光与色彩,这主要是受到法国印象派和后印象派大师的影响。50年代起,瓦尔迪创作了大量用色鲜艳明亮的画作。
这幅青年时期的自画像清楚地展示了瓦尔迪从抽象主义到具象主义的演变。背景的单一珊瑚红色调和宽大而粗犷的笔触,让人联想到如柴姆·苏丁等法国传统大师的作品。面部特征尽管只用寥寥几笔完成,却展现了艺术家正以满载的好奇心和开放的态度探索世界和自然的特点,这一点贯穿了瓦尔迪的整个职业生涯,并持之以恒地实践研习,直到2021年去世。




这幅自画像于 1979 年通过美国赞助人昌西·斯蒂尔曼的捐赠成为乌菲齐美术馆的收藏。20世纪70年代初,阿尼戈尼为斯蒂尔曼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别墅——“韦瑟斯菲尔德之屋”中名为“凉亭”的房间创作了连环壁画,以现代感的艺术敏锐度重新诠释了早期传统绘画中的图像和著名的装饰造型。在这影射生活乐趣的湿壁画作品中,森林之神萨提尔、仙女以及其他神话里的生物形象与当时现实生活的元素(包括委托人、画家和他未来妻子萝塞拉的肖像)一起呈现。
这幅创作于1971年的自画像采用了阿尼戈尼最钟爱的传统油性蛋彩画技术,洗练、坦率地描绘了自己的肖像。肖像以四分之三侧面角度呈现,阿尼戈尼把传统的弗拉芒画派技法和卡拉瓦乔追求的光线效果相互结合,并加以19世纪托斯卡纳肖像画善于捕捉人物内心活动的特点。


20世纪20年代末期,巴拉开始在他的未来主义作品中融合具象绘画,在这些作品中,画作表面用某种被大气尘埃笼罩的效果体现,充满朦胧感,这使得被描绘对象呈现多变而转瞬即逝的形式。画作背景里存在的几何形状则是暗示动态环境的主题,充分体现了未来主义特色。
展出的这幅自画像便是巴拉这一高产时期的作品,在他的后未来主义绘画中,对亮度的研究取代了他最初的分色主义技法,并用大量未调和均匀的、明亮的油画颜料在画面上制造体积感。他用“我,咖啡(Autocaffè)”给画作命名,记录了一个充满灵感的幸福时刻。画作的名称源自画家自由创造的词汇,这一创新也体现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比如《自嘲》(Autoghigno,作品中巴拉正在对20世纪的艺术扮鬼脸)、《我,巴拉》(Auto ballarioso,作品描绘了画家在罗马住所的露台上面带微笑的形象)以及《穿着厨师服的自画像》(Autoritratto in veste di cuoco)



这幅乌菲齐美术馆收藏的个人风格强烈的古索图自画像创作于1940,当年年初,就在意大利参战的几个月前,古图索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他尽管带有鲜明的表现主义色彩,致力于研究现实主义美学,但拒绝政权的修辞及其所倡导的模式。另外,画家把肖像画和复杂构图相结合,对人物形象展开深入的研究。
画中的古图索以半身像示人,双目凝视前方,仿佛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画家的形象完全没有采用理想化的风格,而是用大面积的涂色呈现,通过颜色以几何学的方式构造人物的形象。蓝绿色的上衣与红色的背景形成对比,浅黄色的衬衫与画面左侧的赭黄色墙壁相呼应。同样的色彩效果映衬在画家的肤色上,加以厚重有力的笔触,传达出画家在历经艰难历史时期的不安感。




1900年,在一次巴黎旅行后翁贝托·布鲁内莱斯基决定于巴黎定居,此后他与多位当地文化圈内的重要画家及文化名人建立了友谊,包括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巴勃罗·毕加索、安德烈·德兰、乔瓦尼·博尔迪尼以及伊达·鲁宾斯坦等,使他收获颇丰。
此画作于1936年,布鲁内莱斯基57岁,正处于事业巅峰期。他站在巴黎工作室窗前,以自豪的姿态与骄傲的神情表现自己作为一名成功的画家、插画家和舞美设计师的身份。艺术家以四分之三侧身姿势站立,一只手搭在髋部,让人联想到以往经典的肖像画作品。作品中还展现了关于图像志的研究,比如画家手中的毛笔,彰显出他作为艺术从业者的多才多艺。









画中人物一只手遮挡阳光,另一只手拿着作画工具,颇具新18世纪的风格。这个姿势的原版来源于一幅著名画作——年轻的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创作于1749年的自画像。
画家的父亲约翰·乔治·施瓦茨也是一位肖像画家,特蕾丝身上流淌着艺术的血液并且卓有成就,她从事业中获得了可观的物质财富,并成为了一个由荷兰青年女画家创办的“阿姆斯特丹女画家”团体中的代表人物。这些女画家们每周在特蕾丝家中聚会,从新颖的印象派绘画中汲取灵感,重塑室内场景、静物画和肖像画等传统荷兰绘画的辉煌。















科尔维是18世纪下半叶罗马艺术的杰出人物,画像中他身穿红色长袍,坐在一张带雕刻的座椅上。与传统自画像不同,这是一幅全身像。画家扭曲且大胆的姿态与画架上以单色素描绘制的人物姿势相呼应。
背景中有一尊复制的乌菲齐美术馆藏品维纳斯雕像,隐晦地展现了画家对古典艺术的研究,这是当时艺术实践中的重要环节。抽屉柜上摆放着《透视画法》和《解剖学》两本书,显示出画家对艺术中自然科学知识的看重。
这幅画仍有一个未解之谜:画家的目光望向何处?也许他正凝视着一位模特,或许正看向他的灵感源泉。而这并没有消解这幅画的虚构性,左上角的光线不偏不倚地直射在画家身上,而没有照亮他正在创作的画作。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清丽优雅、朝气蓬勃的少女,她侧身凝视,嘴唇微张,似乎在言语什么,她灵活轻盈的身体轻倚椅背;身着典雅的黑色丝绸连衣裙,而手腕处的褶边,和似乎刚刚用画家左手中的红色颜料涂抹出的金边胭脂红腰巾,给沉稳庄重的服饰增添了几分俏皮之感;再加上她头上轻薄柔软的纱巾下露出勾勒脸型的卷发,给观者一种天真清新的形象。
事实上,画家在绘制这幅自画像时已35岁,在年龄上已然是一位成熟女性。其时正值法国大革命,这位深受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喜爱的画家因担忧安全逃离家乡,而王后于几年后也难逃砍头的命运。然而,维热-勒布伦仍选择向王后致敬,画中的她正在描绘王后的美丽容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