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重庆晚报一条消息，说是一个初中文化，月收入不足2000元普通的建筑民工，最大的希望去越南娶个洋媳妇回家。理由是自己在国内是穷人，但在越南算个大款。目前，这位叫洪林的农民工已经办了护照，现在急需的是懂越南语的翻译。

   这是份苦涩。因为“洪大款”不是不想在国内找，完全是因为找不到，失望所致。但我相信在国内只是“穷二代”的洪林在越南是可以当“大款”，因为据他所知，越南当地工薪族的平均收入水平10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500元左右，他月收入2000元，应该算个大款。“大款”总是让无数人、确切的说至少怀春少女是心旷神怡的，同时还因为越南的男女比列约3：5，而且比中国还穷，有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该国兴起了一股“新娘经济”，这样推论，“洪大款”可以在越南找到媳妇的。

   洪林是赶时髦吗？或许找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洋媳妇”是，但作为“民工二代”的洪林肯定不是。洪林要找越南媳妇确实是着急了，在国内他在找媳妇方面确实“无能为力”（或许很难找到）。

   平时说起农民工总是关心他们的生存环境，收入水平，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们的情感诉求。农民工也是人，大多数是正值青壮年的男子，他们是需要感情生活的，是需要情感抚慰的。2008年2月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1岁至30岁占36.5%，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而建筑业从业人员80%是农民工。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职业限制和收入偏低，很大程度上让这些青春萌动的农民工难寻伴侣。目前，我国目前约有2.3亿农民工，主要是15至49岁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以男性为主。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城市里从事着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环境差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这就是一个问题。

   有人说，是一个农民工的恋爱状况，也是一个城市与农民工的距离，我认同这种说法。农民工流动性太大，工作不稳定，交际范围窄，他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工作单位和住所两点一线，交友渠道除了老乡，就是在一起打工的，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群，由于文化生活背景不同，农民工也很难融入到本地的群体中。

   目前，在农民工的情感世界中，年轻的农民工找不到对象，农民工夫妻长期分居或者群居，这是随处可见的。精神萎靡不振，迷恋黄色录像，甚至有时去一些从事色情活动的美容店……这需要我们去谴责他们吗？显然不能。我们无法占到那么高的道德点。一些农民工兄弟由于性需求方面不正常，因而时常感觉自己的情感生活备受压抑，总要走到一个发泄渠道啊？这个城市提供了所谓“健康”的发泄渠道了吗？显然没有！他们也肯定知道这样的行为很不好，害怕自己会这样一直“堕落”下去，但生理上的需求让他们欲罢不能，他们在性方面的需求不在“从事色情活动的美容店”找，不在黄色录像中去找慰藉，他们该怎么办？

   现在的女人是比较势利的（女人不要着急，不是全部），谁有钱就跟随，君不见那些富豪二奶、三奶、四奶的？笑贫不笑娼，或许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表现，这也许是中国人穷怕了的表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作为一个女人谁也不想跟一个“穷光蛋”过一辈子，我是非常理解的。像“农民工第二代”洪林自述的“若在重庆，我一个农民工，要家底没家底，要长相没长相，要找个好姑娘，比登天还难！”我们就不难理解洪林远走越南找媳妇的初衷了。

  但是，在越南当大款也是征婚时的那一会，生活也终究要回国内来过的（除非洪林把自己“倒插门”了，估计他不得干），回到国内，越南媳妇看到王林的“真实面目”后，也未必能把“自带保姆功能”发挥好，也是洪林要面对的。

  在我们看来，这样的“跨国婚姻”未必是一件好事，但在很多“第二代农民工”兄弟看来，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可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找到媳妇才是硬道理，这是无数前辈总结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