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在沈从文的碑文上写道：“一个士兵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从文其实算不得真正的战士，虽然当过兵，但看沈从文自传就知道，他当兵没打过仗，不过是军中闲差，做些文牍而已。但士兵常常思乡情切是真的，游子有羁旅之叹，士兵较之游子的漂泊，更增添了几分危险，多了风餐露宿的苦辛，辗转于途，死生未卜之际，家乡就成了心中美好的憧憬，可以化解忧悒，寄托希望。

回到故乡，更多的是渴盼回到曾经的生活中，回到温暖的记忆里。南唐后主李煜说：“多少恨，昨夜梦魂中，依稀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春风花月里，是旧时宫阙，无限江山。对君王，亡国即是亡家，“四十年来*国，三千里地山河”，江南佳丽地，尽付与梦魂，后主岂能不凄惶。

大多数人当然没有凤阁龙楼的家供你回忆，但家园之思总还是牵牵绊绊着很多东西，千里万里的在梦中。有些与社稷已破而山河犹在的“国”相关，有些连着离乱漂泊后依稀难忘的“家”。曾在网上抄过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故乡啊，触着碰着都是荆棘的花”，有人问我对这句话如何解释，我说诗无达诂，个人以为小林一茶说的是在故乡，无数场景在触动着记忆，如荆棘般刺痛，又如花朵般美丽。

即便已经破败不堪，遍地荆棘，仍有人愿意回去，仿佛荆榛满布的荒原中仍有着美丽的花朵。从旁观者的角度，这是一件用理性难以理解的事情，但对当事人，有时却合情合理。阿列克谢耶维奇历时十余年，采访了众多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故相关人员后，收集了大量口述实录，撰写了《切尔诺贝利的祭祷》一书。书中有一群人，当年因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而被疏散，离开家园。他们被汽车拉走后，切尔诺贝利周边被隔离，一切野生动物，包括猫、狗、鸡、牛之类的家畜都被部队搜捕扑杀，就地深埋。

然而，若干年过后，新的动物仍会来到这片土地，和那些恣意开放，无人问津的草树一起，重建生命系统。不仅是低等动物，有一群离家的人也偷偷回去了。没有电力、自来水，一切都市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在这片土地上皆不存在，为了买一点盐等生活必需品，要步行二十公里。

这些人也并非无家可归，在苏联计划经济条件下，大部分切尔诺贝利疏散的居民都被分配在新的地方，即便简陋，也多数有栖身之地，何况有些人的条件还未必比之前差。但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回到这片被核辐射污染的土地上，播种、开垦，重新生活。没人去想辐射剂量仪上曾经显示的数据，他们想要回到故乡，回到过去。

他们是愚昧吗？不了解核辐射的危害？阿列克谢耶维奇记录下他们中某些人的陈述：他们并非不知道核辐射的危险，不了解辐射仍然存在，却仍旧回到这片似乎已经与人类文明隔绝的土地上，只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家乡。有他们的房屋、菜园，有父母的墓地。他们拿着面包和薄饼来到墓地，坐在死去的亲人身边，祈祷，呼唤天上的灵魂，愿天国降临。没有电灯，只有暖暖的油灯，四周是森林，是广袤无人的土地，没有集体农庄，却好像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他们说：“人生在哪里，哪里就该是他的故土。”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行为不可理解，对自己的生命浑不在意。但在他们的心里面，失去故乡，和过去的记忆断裂，也许比死亡更加可怕。就像一个经历过生死的战士，死亡也许不再可怕，回到故乡反而成了活下去的希望。

沈从文早年的自传里，叙述了自己随军在湘西各地辗转，后又前往北京求学的过程。他的自传故事休止于北平，之后，他又在上海、青岛、济南多地任教，抗战期间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授课。日本投降后，随学校回到北平。此后，除了文革期间，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沈从文的后半生，多数时间是在北京度过的。沈从文生前虽然屡次回过故乡，但到底没能在那里常住。毕竟，时移世易，沿着人生的河流飘荡了这么久，再要溯游而上，谈何容易。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评论沈从文先生的《长河》。沈从文1949年有一段时间精神抑郁，试图自杀。期间，沈从文先生对家人念叨说，要回湘西去。但那时的湘西已是天翻地覆，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沈先生要回去的，可能只是《边城》的梦中。我们不能人人写一篇文章，把自己的故乡编织进去，我们却都能做做回到故乡的梦。故乡真实的模样并不太重要，它只是一张床，让我们离梦更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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