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红磡演唱会演唱会，我以为那是中国摇滚乐爆发之始，没想到却是最高点。像喷发的岩浆，迅速冷却、凝结、黑暗，终于沉默而泯然众人。1995年，“唐朝乐队”的张炬因车祸去世，似乎成了一个短暂摇滚时代悲哀的尾音。张培仁的“魔岩文化”延续了没几年，宣布解散，“魔岩三杰”各奔东西，随即销声匿迹。 “唐朝乐队”的第二张专辑反响平平，慢慢消失于公众视野，“中国火”专辑中的乐队与歌手全部成了音乐圈子内的边缘人，想到他们时，剩下的大半只是情怀了。

在摇滚乐正红火的年代，有一个记者给崔健写了一本传记：《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以前，我们以为传记只属于一些德高望重，早已作古的人，想不到一个不过三十多岁，经常穿着一件老式破军装，看上去像一个街头混混的人居然也能成为传记的主角。这本书一部分像一部历史普及著作，为我们普及了西方摇滚乐的发展历史，另一部分，像一部英雄的传记，讲述崔健和他的乐队朋友们，如何从无到有，让摇滚乐在中国的土地上萌芽生长。整本书中，崔健像一个孤独的斗士，用音乐追逐理想，与这个世界绝不妥协地抗争。

“那天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崔健用《一块红布》，让多少人看到了幸福？摇滚乐像是对旧世界的颠覆，掀起反叛的潮水。他的反抗像是为一代人代言，他的离经叛道、他面对命运的嘶吼，他孤狼般的形象，正触动了那代人心中的块垒。

这本传记居然卖了几十万册，成了畅销书。结果，书没出来多久，崔健就把作者告上法庭。有人说，崔健提起诉讼是因为书中说到他和其他人的一些恩怨，描述失实。最后，法庭以书中出现的崔健照片没有得到崔健授权，侵犯了他的肖像权为由，判作者败诉。至于书中说的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至今没有人回应，没有人说明。书中的崔健形象也许只是图书作者一厢情愿的理解，而书中摇滚乐的历史与精神是否也被扭曲了呢？九十年代的摇滚乐也像这本书，一方面催动人热血沸腾，一方面又扑朔迷离，让人看不清本来的模样。

商业化的文案，成了一种蛊惑，激昂的词句，煽情的表述，配合上陌生的旋律、不羁的形象，都被看成一种理想主义的表征，一种反抗传统的呐喊。没人想过那些长发飘飘的形象可能只是一种模仿，理想主义也许是有意无意的自我装扮，不过是年轻荷尔蒙的释放。大陆摇滚乐被赋予了也许自己并不曾意识到的意义，不得不扛着这种意义来表演，负担无法负担的崇高。

但繁华的表象并不能维持恒久地发展，商业浪潮过后，人们对摇滚乐的新鲜感丧失，缺乏后劲的摇滚乐手们开始随着退潮隐去。昙花瞬间绽放，天明后却已踪迹全无。摇滚乐最辉煌的时间最多不过三四年，大部分声音便沉寂了。

这一去就是二十余载，曾经冷峻帅气，无数文艺女青年梦中情人的窦唯，长发变成寸头，寸头变成秃顶，大腹便便，骑着电动车，成了北京街头众多油腻中年人中的一枚。何勇疯了，归来已痴痴。前些日子，看许知远主持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采访了久已从公众视线内消失的张楚，恍如隔世，早已换了人间。

我和张楚有一面之缘，没记错的话该在1996年，我正在新街口一家电器商行做事，一天，在大音响里放了张唐朝乐队的卡带，因为是复录过不知多少次的，音质不佳。里面有一首歌没有收录进大陆发行的专辑，只有台湾出版的专辑里有，就是党歌——《国际歌》。为了不影响其他人，我把音量开得较小。

正在店里招待顾客，忽然听到走廊上的音响声音忽然变大，传来《国际歌》的声音，显然是有客人在调音。客人乱动机器，这是电器行很忌讳的事，我走到走廊里，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一只手绕到一个身量和他差不多、但体型比他大一圈的女孩子脖子后，搭在肩膀另一边，两个人看上去仿佛在角力。另一只手正在调整音量开关。我看他的面容怎么都觉得眼熟，忽然想到，这哥们是不是张楚啊？我那时还比较害羞，看见个名人不知道怎么打招呼，还是我一个一贯热情开朗，和谁都自来熟的同事凑上去和他打招呼，原来真是张楚。

这就是我和我当年偶像的邂逅，我们的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后来倒是我那个同事帮张楚推荐了一款音响，还去他家帮他装上了。据他说，张楚就住在西直门，还带他去见郑钧，但郑钧凑巧不在家，他和张楚的故事比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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