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的祭祷》——2019我的年度荐书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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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切尔诺贝利的祭祷》;S·A·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孙越译;中信出版社。
买这本书的部分原因是由于2019年看了HBO拍摄的电视剧《切尔诺贝利》,影像具有最直接、最迅猛的冲击力:阴暗的画面,压抑恐怖的音效,和这场旷世灾难如此相配,使人悚然怖然,末日恍惚就在眼前。
关于切尔诺贝利的文艺作品,我接触到的第一部并不是这个美剧,而是法国画家埃尔纽埃尔·勒巴热编绘的图像小说《切尔诺贝利之花》。这本书2014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2017年,后浪图书再版,更名为《切尔诺贝利之春》。我不是很喜欢这部作品,虽然作者绘制的图像极其美丽,无论黑白,还是彩色部分,构图、色彩都运用得别具一格,可以作为学习绘画者的范本。但整个故事带有太多作者自恋的痕迹,弥漫其中的思索,或者干脆说是纠结,都显得苍白而矫情。作者充满旁观者自以为是的想象和判断,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
在《切尔诺贝利之花》(我读的是三联版本,所以仍依三联版书名)的开头,勒巴热黑暗的色调,叙述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经过与影响,而这些描绘的来源,是他在火车上读的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祭祷》。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名字,那时候,她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切尔诺贝利之花》如果不谈绘画成就,故事中最精彩的段落,就是引用《切尔诺贝利的祭祷》的那一部分。
我手头这本《切尔诺贝利的祭祷》是2018年中信出版社的版本,这本书最初的翻译也不是《切尔诺贝利的祭祷》,而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我很佩服选定书名的编辑,这句话其实来自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消防员妻子的口述,她丈夫是第一批赶往切尔诺贝利施救的消防员。没有人告诉他们有核泄漏事故发生,他们以为那只是普通的火灾,没有采取任何防辐射的措施,他们都因遭受过量辐射,在几个月内死去。编辑能找到这么一句话作为书名,把一部描述人类巨大灾难的书,变成了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吸引文青的注意,也真是煞费苦心了。可惜这份苦心用错了地方,他太小看读者的品味了。虽然那的确是一段感人的故事,HBO也将这段真实的故事移植到电视剧中,但爱情并不是电视剧的主题,更不是本书的主旨。
阿历克谢耶维奇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作品,她采访了当年切尔诺贝利的的工作人员,参与救援的士兵、医生,疏散区的居民,了解部分内幕的科学家与领导。林林总总,七嘴八舌,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一段和切尔诺贝利有关的历史。众多的口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结局。
采访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因为切尔诺贝利的事故被改变了命运。无数的人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再也无法找回当年曾有的心情。女孩子因为来自切尔诺贝利,而没人愿意娶她们,因为担心受过辐射的她们,会生出畸形后代;一个参加切尔诺贝利救援的父亲,扔掉了救援时身上穿的所有衣服,却把戴过的一顶帽子送给了儿子,因为儿子觉得那帽子很漂亮。不久,儿子因脑癌去世;切尔诺贝利隔离区的孩子被疏散到其他地方,在新的学校里,他们是沉默寡言的一群,身体虚弱,常常生病。一位染病的六岁女孩对父亲说:“我想活,我还小。”她看到身边很多人离去,她害怕死亡,她不愿意去医院,但她仍然在七岁那年死在了医院;一个四岁的女孩子,四年做了四次大手术,家人带她回家住了两个月,她问母亲:“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能回医院了?”因为从出生开始,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里,她的朋友也在医院里,她以为那才是她的家。
谁该为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负责?最简单的方式是把它归咎为苏联的政治体制。的确,从诸多人的口述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苏联政府在突发灾难时,犯下了多少错误。政府对公众隐瞒了事件的严重性,在辐射尘埃已四散的情况下,继续举行“五一”游行,粉饰太平。苏联政府通过宣传渠道和一层层的管理机构,散播着谎言,编辑部主任删去记者对现场情况的报道,只要求留下赞美救灾英勇事迹的文字。威胁的电话打到核能研究所所长的家里,要他闭嘴,不得谈论关于切尔诺贝利的事实。直到国外检测机构,纷纷发现了超量的辐射物质,苏联政府才不得不公布切尔诺贝利发生了核泄漏事故。灾难结束后,他们在切尔诺贝利插上红旗,宣布已取得了伟大胜利,避而不谈灾难产生的原因,不去分析从中吸取经验。苏联的官僚体系、政治制度,在整个灾难中展示出极其丑陋的一面。
但是,仅仅归咎于制度就可以了吗?如果切尔诺贝利的灾难证明了苏联制度的腐朽,那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事故又说明了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福岛的原因简单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弊端,是资本家自私自利本性的暴露,是金钱至上社会的痼疾?是的,我认为这些都可以算作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原因之一,但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这是重要的原因,却绝非唯一的原因。
我们甚至应该看到苏联制度在某些方面的优势,比如它能在短期内调动起大量资源来应对灾难,有些前往切尔诺贝利救灾的人的确受到了政府的威胁,毕竟在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内,一个独裁整体内,对抗政府和组织,结果是极其悲惨的。众多人被当成炮灰,送上切尔诺贝利的前线,对政府而言,他们的生死并不重要。但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采访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人是在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激励下,主动参与救灾的。有些人固然是因为是不了解核辐射的危害,但有些人明明知道这种致命性,仍旧主动地投入拯救切尔诺贝利的工作中。他们怀着某种忘我的献身精神,难道不是苏联意识形态教育长期熏陶的结果吗?
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是整个事故中的罪魁祸首吗?时任某核污染地区区委第一书记的人,在采访中委屈地说,事故发生后,他自己的家人也都留在当地,他没有送走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的外孙女后来也染上了白血病。他在五一游行中顶着太阳,站在看台上,他并没有逃避和退缩,他认为自己是在维护稳定,制止可能出现的恐慌,他只是在体制下,执行上级的命令,捍卫国家的利益。
那么,是否应该由苏联的最高统治者承担责任?毕竟,他们控制指挥了一切。然而,在苏联的体制内,他们真的能够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吗?而他们选择的对策,是否也是体制积弊造成的惯性?
我们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体制,当然也不能草率地把责任扣给一个按动电钮的电站工人,或下达操作指令的领导。那么,切尔诺贝利的灾难就只是一次偶然吗?像庞贝的毁灭一样,机缘巧合地发生了?但切尔诺贝利不是天谴,他是人为的灾难,一切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切尔诺贝利的悲剧?答案是复杂的,每一个讲述者都从自己的角度还原了部分历史,但答案依旧在风中,我们还有必要追问吗?
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是:我们必须追问。尽管造成灾难的原因如此复杂,灾难的影响如此深远深刻,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窥其全豹,但只有不断的追问,才能让我们距离真相更近,只有触摸真相,才有可能让人类尽量少的,继续犯同样的错误。
采访中的,一位受访者说:“有些事情我们是不会拿来讨论的,这就是斯拉夫人的羞耻心理。”他错了,这并不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心理,而是全人类共通的性格。面对惨烈的现实,选择逃避、遗忘,是人类自我防护机制在作用。但是,面对切尔诺贝利,遗忘是危险的。尽管没有唯一的答案,人类却都不能就此选择淡忘。
苏联解体了,有人说切尔诺贝利事件促成了苏联的崩溃,但在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苏联早已分裂,却仍然有人在热烈地呼唤苏联时代,指责阿列克谢耶维奇是拿了美国人的钱,诋毁苏联。如果苏联没有解体,一定有人在总结苏联的制度优势是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如何拯救了全人类。如果后来人选择沉默,真相就会付之阙如。
核电是安全,我们相信科学,科学已经控制了一切,但是切尔诺贝利仍旧爆炸了,切尔诺贝利之后,福岛核电站仍在延续同样的悲剧。核武器是安全,我们相信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有人冒着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发动核战争,但只要一个人按一下按钮,我们可能就再也不必讨论这个话题了。人类以为自己掌握这一切,科技不过是人类手中的玩物,但也许一夜之间,一切就都改变了。
我们以为避而不谈切尔诺贝利是在逃避的是过去,但也许,切尔诺贝利就是未来,我们今日的逃避,是因为不敢面对自己的未来。普里皮亚季的居民在被撤离时,被告知几天后他们就可以回来,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再回来了。也许,有一天,人类也会像这些居民一样,再也无法归来了。消灭人类的,可能是一次核灾难,也可能是一次弥漫全球的瘟疫。
“没有人使用的家什,没有人在的风景,不知去向的道路,不知去向的电线。看到这些,你就会想,这是过去呢,还是未来?”切尔诺贝利的可怕在于,它仿佛向我们揭开了未来的一角。
对于亲历劫难的人而言,选择遗忘是一种自我心理保护。但对整个人类而言,选择遗忘切尔诺贝利,就是任由自己走向灭亡的深渊。需要有人像阿历克谢耶维奇一样,记录那些讲述,更需要有人,倾听这些讲述,铭记这些讲述,这才是对切尔诺贝利最恰当的祭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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