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正月初十，凌晨，我难受得从一堆恶梦里醒来，大汗淋漓，湿透了贴身衣服，头痛如龟裂的土地。

我有点惶恐，虽然头疼是老毛病，不值得太过忧心。入冬不久，有一阵子浑身一点力气没有，睡了一晚上都不见好转，好像虚脱一般。知道不对劲，肯定不止是劳累造成的，去医院检查，验血、核磁、CT，前后去了三趟，大动干戈。检查结果都出来了，大夫云淡风轻地看过一叠检测报告，说我有缺血性脑白质，但不严重。这病具体是什么，我到现在也没太搞清楚，反正是脑血管有点小毛病，有可能造成的症状之一就是头痛。大夫给的建议是多休息，少思虑，饮食清淡，无他，药都不必开，虽然没说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但也不必为这点小病挂怀。

但这一次头疼，疼的不是时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搞得整个中国人心惶惶。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件事不是上卫生间，而是先看手机，看看又增加了多少确诊人数、多少疑似人数。眼看着数字像借了高利贷一样翻倍增长，满屏让人焦虑，愤怒的信息，想象推测着背后不为人知的，闪闪烁烁的更多真相。

偏偏在这个时候，头疼，而且，以前头疼并没有出汗的症状。第一反应不是老毛病犯了，而是要查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不是也有头疼症状。

起来去客厅找药吃，就水吞下一片布洛芬，以前治头痛主要靠它，次次灵验。抬头看了一眼表：一点四十五。躺回床上，一阵阵恶心的感觉又漾上来，汗出的愈发凶猛。黑暗中，摸到手机，搜一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什么症状，发现主要是发烧、咳嗽、腹泻，然后发现，头痛、呕吐也是可能的症状。看了一会儿，头更疼了，放下手机继续躺，只觉得胃里有东西一阵阵往上顶，慢慢压过了头痛。站起来，走向卫生间，刚到马桶边，胃里的东西就顺着喉咙涌出来了。

呕吐一阵，抬起身，又去客厅找温度计。想自己浑身大汗会不会是发烧了。可发烧一般感觉冷，现在却浑身燥热，也许不是发烧，但还是测一下温度比较踏实。腋窝里加上温度计，又回卧室，开开灯，睡得香甜的儿子也禁不住来回吵，眯着惺忪睡眼，看着我。我说，你起来，到外面客厅睡，儿子困惑地问，您干吗呢？我说，我吐了，你去客厅睡，把这屋门关上。儿子似乎马上清醒过来，坐起身，搬枕头被子，出了门还问一句，您不是得肺炎了吧？我没回答，让他把卧室门关紧，和我隔离。

躺回床上，夹着温度计，开始想，我这一年了，都没出过差，更没去过武汉，如果传染了，只能是在北京？什么地方？地铁是天天上下班必须坐的，除了雾霾戴口罩，最近一直都没戴过口罩。从家里去单位要坐地铁九号线，换乘十号线，九号线要经过北京西站，外地人少不了，十号线经过海淀，是目前北京感染人群最多的区县，如果地铁身边乘客有得病在潜伏期，我是逃不了的。节前我还去过两次肿瘤医院，第一次是陪太太检查，第二次是自己去取检查结果。肿瘤医院虽然不治肺炎，只治肺癌，可说不准也有肺炎当做肺癌去看的病人吧？毕竟，十多天前，还没多少人知道新型冠状病毒的厉害，政府主流媒体还在说没有发现病毒人传人，病毒可控，没几个人能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随随便便，像在街口邂逅一个陌生人，偶遇致命的病毒。

我还属于比较早意识到潜在危险的人。2020年1月初，刚在微博上看到武汉出现不明肺炎情况，我就在家人微信群里提醒，要家人都注意，别乱跑，小心感染。然而，1月11日，武汉卫健委还在发布消息，只有41例感染，“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我在发布消息的微博后嘲讽道：“是的，没有人传人，这41个人只是凑巧共同感染了同一个病毒。”后来，我这条回复被人删了。1月19日，媒体报道，泰国和日本都有确诊病例，香港、越南、新加坡也有疑似病例，但国内，武汉之外却没有发现病例。我就在微博上发了条消息，调侃说，这难道是只针对武汉人和外国人的生化武器？外国人都感染了，国内竟然没有人感染，我虽然不懂医学，但从逻辑上讲，这不合理。

第二天，北京就发现了感染病例。同一天，钟南山院士发表讲话，证明新型冠状病毒肯定存在人传人的现象。1月23日，感染人数增至571例，世界哗然，武汉宣布封城。肺炎、病毒，忽然成了社交网络唯一的热词，成了所有人口中谈论的焦点。

然而，即便你了解危险的性质，并不代表你具备抵抗危险的力量。何况，零碎的消息并不能揭开隐藏在迷雾深处的巨大危险。

我把温度计拿出来，看了一眼刻度：三十六度八，不发烧，但明显比平常体温高，是不是刚开始发烧，还没达到临界点？

想着想着，恶心的感觉又涌上来，爬起身奔卫生间，继续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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