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人总算一点点从礼教的羁绊中挣脱出来，懂得人之间除了礼教大防，还需有情。其实，礼教的僵化是误解了儒家，儒家何尝不近人情，即便孟子这种带点武断气的大儒，也是深谙人情世故的。桃应曾请教孟子，假若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的臣子皋陶要抓捕瞽瞍，舜该如何做？孟子的回答是，舜应“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孟子要求舜不做天子，背着父亲，逃出法网，而不是要求舜公而忘私，以天下为重，这就是孟子遵从的人伦，有法外之情。照现在看，这有违法治精神，舜至少是犯了包庇罪，但在当时，孟子肯这么说，可见儒家也还是要从人情之“权”。可惜到了后来，儒家越来越僵化，礼法反而束缚了人情的自然表露。没有情感沟通，只有冷冰冰的规矩、森严的等级、虚伪的仪轨。

《牡丹亭》里杜丽娘还魂，随着柳梦梅走了，后来柳梦梅上门拜见岳父杜宝，杜宝听说他发掘了女儿的墓穴，怒不可遏，要治他的罪，见到还魂后的女儿，杜宝又指斥为妖孽，必欲除之。这中间当然有误会，但杜宝对女儿的态度也堪玩味。他虽然道学气颇重，但清廉刚正，是公认的好官，只是对待自己的女儿未免有些无情了。

元杂剧大家郑光祖所作《迷青琐倩女离魂》，情节与《牡丹亭》有类似之处：女主人公张倩女和王文君指腹为婚，但王文举家道中落，倩女的母亲要待王文举得了功名后再谈婚事，让倩女与王文举兄妹相称。倩女却不忍割舍，魂魄随着王文举共同进京赶考，数年后，王文举携倩女之魂衣锦还乡，倩女的母亲却说女儿正病在家中，王文举以为身边的倩女之魂是妖精所化，挥剑恐吓，要她从实招来。此举不过是吓唬一下，要勘明倩女之魂的由来，王文举并不曾直接痛下杀手，可见还是顾念夫妻之情的。但杜宝却是丝毫不曾想到父女之爱，一定要置杜丽娘于死地。最后还得上得金殿，让皇帝老儿发话，才算说服了固执的杜宝，父亲女儿，丈人女婿终于相认，成就一场团圆戏。

怀疑有人掘坟盗墓，而怒不可遏，是正常反应，但杜宝对还魂的杜丽娘也如此决绝，就显得不通人情了。虽然还魂之事太过传奇，但即便真的只是妖孽幻化人形，若死去的女儿形象真能栩栩如生重现目前，即便明知为幻影，作为父亲，心中也该有些不舍与怆然吧。何况这幻影又不曾做过什么危害他的切实之事，又何苦迫之甚急呢？而杜宝的所作所为，全然看不出一丝爱恋体惜之意，只有凛然的道德横亘于前，汤显祖特意用这种反应来描述这个人物，内中实在暗含了褒贬。戏剧不妨荒诞，这一类的父亲却具有某种典型特征。

中国的很多父亲们，一面对子女缺乏爱的关照，一面又端着严父的身段，要用种种规矩礼仪把孩子教育成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好孩子“，然而，作为父亲，他们真的及格吗？鲁迅曾说过，中国做父亲是有两种的：“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鲁迅说中国人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很多父亲，自己本无情，当然也无法把孩子教育得有情，一代代陈陈相因，也就有了很多不配做父亲的父亲。周作人说鲁迅早年曾有一句戏言：“父范学堂之设置，其切要正不下于师范也”，虽是玩笑话，可具体到每个孩子，教育出一位称职的父亲实在比教育出一位好老师更重要。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里，我最厌恶的不是张驴儿这类恶贯满盈之徒，反倒是窦娥的父亲窦天章。窦天章妻子早亡，自己又不擅生计，落魄潦倒，妻子只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与他相依为命。他不筹划孤苦的小生命如何扶持，心心念念的却是赶考求功名，到底把无依无靠的七岁女儿抵了债，自己溜之大吉。临行之际，女儿哀哀道：“爹爹，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窦天章虽然对女儿未来的婆婆叮嘱一番，却依旧撒手而遁，取自家的前程去了。

一别就是十八载，窦天章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却并不曾回乡寻找自己的女儿。不过是安排手下人跑回故乡一趟。由于女儿早已搬家，下人没寻到踪迹，回来复命，窦大人也就不了了之了。直到受王命，巡按查狱，女儿魂魄归来，向其告诉，父女才得以相见，却已是幽冥相隔。窦天章见到女儿的魂魄，第一反应不是悲欣交集，而是急着追究女儿的罪愆，训斥一番。先说什么三从四德，继之以恐吓，要女儿从实招供，否则就抓到城隍祠内，“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即便女儿真的是犯了十恶不赦之罪，莫说已阴阳两隔，就算尚在人世，是否也该问问，这些年别来究竟过着何种生活，是怎样的情境下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然而，在窦天章心中有没有一丝念头闪过，这些年失去亲人的女儿是怎么走过来的，抛弃了女儿的自己又该负怎样的罪责？他不过是做了一番正气凛然地叱责，这样的清官廉吏，情操高尚，不徇私情，严守礼教，简直是绝世典范，唯独少了点人味，少了做人该有的情感。缺了这点情感，真是异与禽兽者几希了，更不要说尽到做父亲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