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清末教案中影响较大的一次。剿灭太平军后，成为一代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因这次教案的处理，一变而为万人所指的卖国贼。虽然现在回头理性看整个事件，曾国藩的处理有其合理性，但当时国内清流一致指责其对洋人屈膝投降，成为曾国藩晚年一大污点。

造成“洋教”与中国民众的对立的，原因极为复杂。这中间有洋人的傲慢，对中国乡村文化的无知，又视自家文化具有先进性，盲目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将西方的论理强加于中国人，无视一直以来一成不变乡俗。许多不得志的乡村无赖，在原有体系内处于边缘，见有机可乘，转而投机入洋教，身份一变，转而作威作福，中国乡村一直以士绅为基础的稳定社会结构受到侵犯，激化了洋教与当地民众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有中国人长期闭塞带来的盲目排外，文化阻隔形成的误解，进而申发为仇视。

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常被忽视，那就是大清地方官员的两面派。他们一面迫于洋人压力，不得不允许传教，同时，又不甘心洋人对自己指手画脚，影响官府的权威。大清的地方官，俨然土皇帝，而现在洋人的传教士居然可以和地方官平起平坐，“教民”可以倚仗教会的背景，与地方官员同堂论理，这引起地方官的极大反感。说地方官是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不过是冠冕堂皇的说辞。官方鼓吹爱国，虽有民族情感在内，但为了自身利益的小算盘也要考虑其中。民众的排外活动中，处处可见官府背后煽风点火的痕迹。他们暗中纵容排外，以讹传讹，对某些荒诞不经的谎言，不但不予澄清，反而可以刻意对教会教民私下做手脚。如贵州平远人丁宝桢，时任山东巡抚，就曾上书朝廷说：“中外交涉事件，其最易肇衅滋事而办理又难于得当者，莫如传教。而天主教之传布尤广，怨毒尤深，故自来祸端之起，皆由于彼。”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天主教身上，更多还是为了自家的自尊与利益。《辟邪实录》以儒家思想批驳天主教、基督教，如“天主似爱禽兽而不爱诸人”等等，其中一些今天听来荒诞可笑的传言，当年竟得以广布远流，让多数中国人笃信为真。传言此书正是在丁宝桢授意下编纂，但此事史无确证，但当清廷迫于列强压力，要查抄此书时，丁宝桢上书称“查《辟邪实录》一书，本部院并未目睹，究竟作自何人，刊自何处，所言何事，均不得知”，但当时此书一纸风行，闾巷之间皆有所闻，丁宝桢却推说未曾目睹，掩耳盗铃之态毕露。

天津教案的开始，就是因为谣传教堂的修女绑架中国儿童，杀害后做药。天津教案的激化，则因乱民冲击教堂，威胁教堂人员安全，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天津知县刘杰保护教堂，刘杰敷衍以对，双方发生争执，法国领事开枪，射伤了刘杰的远房侄子。于是民众一拥而入，杀死丰大业和他的秘书，多名修女、神父和法国领事馆人员，还有几名法国、俄国侨民以及三十多位中国教民，焚烧了教堂。如果说“天津教案”只是乡民所为，后面没有官府怂恿，为何开枪之后，形势迅速激化，这中间官府恐怕很难撇清干系。

有了这样的官员推波助澜，有了乡民与教民的矛盾冲突，有了中外风俗文化的对立，教案的发生不可避免，最终矛盾与天时人和聚汇，愚昧封闭与蛮横自负相交，形成千古奇观的义和团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