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读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出版社的介绍说《上海人》一篇曾获过某某奖，具体什么奖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当时着重看了一遍。读完了，谈不上喜欢。一万多字的长文，从理论高度谈上海人的特点：说上海人开放，而又缺乏皈依；说上海人精明和智慧，是“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说上海人兼容，“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当然也少不了余秋雨式的辨证反思：“上海人的眼光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度，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只有生命之树长青”，一直对这类描述某些地方特色的理论文字不感兴趣，部分原因在于以归纳、分类等等看似的科学方法，分析一个地域人群的特性，无论采样多么丰富，立论何等缜密，到底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人的复杂性。所谓文化云云，固然有其源流、脉络，可以导入某些理论体系之内，但文化的本色却在于生活，生活的多彩源自人的多样。尤其地域文化这种听上去冠冕堂皇，其实难着边际的理论名称，对普通人而言，地域文化就是一城一镇一村日出日落往还间的生活，就上海而言，是外滩上的红男绿女，也是弄堂间的闲言碎语。离开生活本身的理论架构虽高屋建瓴，但作为我这样的普通人，读起来终究是隔了一层。何况忽略了复杂性的简单归纳，虽言之凿凿，仍难免以偏概全的武断。

所以，在我看来，木心的《上海赋》远比余秋雨的《上海人》读起来有意思，虽然是一个多年前的上海小开来讲述海上旧梦，如白头宫女闲话玄宗，未免有对过去美好夸大的嫌疑，但木心对上海事物不惮其烦地工笔描绘，恰能勾勒出上海文化的精奥微妙。

只看描述旗袍一事，木心笔端就极尽繁复铺陈奢华之能事：

与就旗袍而论，单的、夹的、衬绒的、驼绒的、短毛的、长毛的，每种三件至少，五件也不多，三六十八、五六得三十，那是够寒酸的。料子计有印度绸、瘪绉、乔奇纱、香云纱、华丝纱、泡泡纱、软缎、罗缎、织锦缎、提花缎、铁机缎、平绒、立绒、乔奇绒、天鹅绒、刻花绒等等。襟计小襟、大襟、斜襟、对襟等等。边计蕾丝边、定花边、镂空边、串珠边等等。镶计滚镶、阔镶、双色镶、三嵌镶等等，钮计明钮、暗钮、包钮、盘香钮等等。尤以盘香钮一宗各斗尖新，系用五色缎条中隐铜丝，作种种花状蝶状诡谲款式，点缀在领口襟上，最为炫人眼目乱人心意，假如采旗袍为婚礼服，必是缎底苏绣或湘绣，凤凰牡丹累月经年，好像是一件千古不朽之作。旗袍的里层用小纺，即薄型真丝电力湖绸，旗袍内还有衬袍，是精致镂花的绝细纯白麻纱，一阵风来轻轻飘起，如银浪出闪，故名“飞过海”。

木心的上海赋，赋的不仅是十里洋场的霓虹艳影，更多得是从旗袍、皮鞋、亭子间、弄堂等上海最普通的事物间，窥见普通上海人的情态与心态。听木大谈真正上海人需有的“牌头”、“派头”与“噱头”，字里行间不免有上海人自命不凡的傲慢，外乡人听来有那么一点别扭和不服气在。比如“巧言令色是噱功好，貌似忠厚是噱功更好，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上海人一字以蔽之：‘噱’。骂年轻人‘小滑头’，他不生气，抖抖单腿很得意，因为承认他能耐超群，人家上他的当，他不上人家的当。骂年长者‘老滑头’，他不见怪，摘下眼镜，哈了哈，揩揩又戴上，笑眯眯，因为这是在恭维他足智多谋，果断脱略，处世术炉火纯青。”正因为这些，上海人有时为外乡人不齿，而上海人眼中也瞧不上外乡人，大家彼此看不起，反倒省了不少言不由衷的客套，相安无事。这样的做派折射出的心态，才是一个地域最有特色的文化。

生在乌镇的木心，心目中的上海，显然比身为余姚人的余秋雨更大，木心说：“海派是大的，是上海的都市性格，先地灵而人杰，后人杰而地灵，上海是暴起的，早熟的，英气勃勃的，其俊爽豪迈可与世界各大都会格争雄长”，但反过来，木心也承认，上海一无文化渊源，二无上流社会，“历史契机骎骎而过，要写海派，只能写成‘上海无海派’，那末，不写也罢。”上海本可成其大，无奈历史因缘际会，终于失落了木心理想中的海派。这是上海的悲哀，又何尝不是中国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