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美这类东西有时要靠比对。《战国策》里有“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邹忌一直以形貌昳丽自得，听到人人夸赞徐公是美男子，忍不住问身边亲朋：“我孰与城北徐公美”？亲朋当然是恭维，您太美了，徐公怎么能和您相提并论。好在邹忌有自知之明，有一天真见到了徐公，对比之下，马上承认，徐公比我美。

但说到美还是不美这件事，主观成分大，标准芜杂，横看成岭侧成峰，山中人不仅不知山外事，有时山中事也可能因为日日熟见，反而忽略不见。有时见惯了丑的，忽然看到美的，反而觉得不习惯，甚至视之为丑。假如邹忌生在《镜花缘》中的“两面国”，就会觉得凡是长一张面孔的人都丑得不得了。鲁迅先生也说，假如有无名肿毒发在中国人身上，也会“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是以病态为美。所以，假如我是邹忌，见了徐公，没准越发觉得自己是天下最美。

中国两千年的政治史，流长路远，清朝康雍乾时期，还被欧洲诸多国家视为楷模，柏拉图梦想中由哲学家统治的理想国似乎在东方得以实现。中国有一套靠知识文化和道德来管理的政治体系，运行了数千年之久，不但统一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而且使其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至少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在文化、科技、经济诸多方面都位居世界前列。难怪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羡慕溢于言表，仿佛要视康熙大帝为自己的偶像。然而，百年间，欧洲对中国的钦羡却变成了鄙夷。事实证明，大清承继和发展的政治制度，只是听上去很美。以致不用等到道光年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来摧枯拉朽，马格尔尼在乾隆盛世时，在中国小逛了一圈，就发现这个国家的繁盛和强大只是徒有其表，只要一艘军舰就能收拾了。

如果当时马格尔尼把这番话和中国人说了，肯定无数人都将斥之为，蕞尔小邦之民无知狂妄之词。但待到一百多年后，张纯阳先生在重庆开始写《中国政治两千年》时，马格尔尼的预言早就经历了现实验证。张纯阳不得不说：“以往的异族所带来的文化根本不能与我们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现在的异族的文化比我们的文化优越，如果我们还存着同化他们的梦想，我们就太不自量力了。”中国人在自大、自卑过后，终于肯静一静，考虑一下中西方政治之间的差距了。

张纯明写作这册《中国政治两千年》之时，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艰难阶段。半壁河山已沦入敌寇之手，国民政府在重庆撑持危局。此时，唱唱誓死抗敌焦土抗战的口号容易，埋头故纸堆里，探寻中国两千年政治的源流却很可能被人当作书生误国。其时，张纯阳先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高级秘书，算是步入政界，国难之际，该有繁多的政务需处理，诸多的关系要平衡斡旋，先生却在战火纷乱轰炸不断资料难寻的重庆，潜心写下这本《中国政治两千年》。

张纯明是学政治出身的，曾留学美国多年，在伊里诺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攻读社会政治学，在耶鲁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是兼具中西视野，学跨古今的政治学人才。因此写这本书，也可看作书生本色，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然而，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在抗战危亡之际，不平静的书斋内，轰炸的呼啸声中，回溯中国两千年政治的沿革，纵向，由秦汉直至明清，观中国政治制度的草创、完备、烂熟、修补、糜烂；横向，自皇帝、官吏、士大夫、幕僚，看人在政治中位置作用心态的演变；张纯明先生显然有更深的立意。

其时，中国自辛亥年间天翻地覆后，已历三十年。见惯了国家积贫积弱，国势危殆之际，欲使国家自强之士，急于通过模仿西方政治制度，来实现中国的崛起。民初共和宪政理想的破裂，军阀混战的荼毒，西方的国会、代议制纷纷登场，各类政党与政治学说消长泛滥，中国政治却始终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建一个政权的空壳，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并不会改变国人对政治的态度。照旧是一片散沙，各行其是，不过是军机处换成国会，皇帝换成大总统的舞台戏法，吸引得仍只有看客和野心家。抗战军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此时讨论政治、政体，中国两千年政治的积弊，张纯明先生是要通过反思，找到中国政治的症结，寻求未来的发展。

为何中国人几千年来对政治不发生兴趣？士绅阶层的管理顶替了政府机构，民间的道德置换成法律，政治留给帝都之内的皇帝巨宦来玩，“政令不出都门”，老百姓对于当今掌权者的政治作为知之甚少。为何中国少数把持政治体系的人物，热衷于倾轧、高调，贪腐盛行，上至皇帝、中央大员，下至书吏、幕客，是什么早就了一盘散沙的政治形态？中国的政治体系，究竟在何种背景下，逐步演变，其中的原由何在，弊端何在？这正是张纯明先生所讨论的问题。

如张纯阳先生所说，中国人两千年的政治，是受中古时代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限制演进而来的，积弊已久。在中古时代，社会结构松散、生产力水平低下，在维持社会稳定性上才能颇有建树。西方并非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只不过是在新的生产力逐步萌生后，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变革以适应近现代的变化。中国经历了两千年的政治跌宕后，面临近代化现代化来临，仍抱持千年不变的政治结构，仅作枝枝蔓蔓的改进，终至张皇失措。沿承到了二十世纪，和西方的近现代政治体系有了深刻的差距。民族危亡之际，张纯阳先生的目光由古及今，探索的不是故纸堆里的陈迹，而是中国未来自强的途径。

“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张纯阳这句话深得我心。洋务运动可以买军舰、开矿山、兴制造，真到了阵仗见输赢之时，却屡战屡败。有洋枪洋炮，没有先进的军事思想，组装起来仍和中世纪大刀长矛的八旗绿营无异；开国会，组党派，看似热热闹闹要搞议会政治，袁大总统把枪杆子一亮，议会就成了橡皮图章。有制度，没有制衡，不过是虚架子。两千年制度浸淫，潜移默化铸就的精神体系，不能指望一时政体更迭焕然一新。公民意识的教育，现代精神内核的培养，民众政治素养的提升，都要水滴石穿的工作，才能让新的政治体系在这块缺乏现代政治思想的土壤上植根茂盛。我们要有邹忌先生的反省，美与不美，需冷静地思索与观察。不能老子天下最美，更不能用脑袋里的空中楼阁，搭建现实的广厦万间。张纯明先生温故而知新，由两千年的政治走向上下手，是为了更好的认清中国的美丑，为了推开窗户，在熙攘的历史洪流之内，找到自己的路径。

如今，距离张纯明先生写作《中国政治两千年》，又过了70余年，书中提到的问题、思想、症结，却仍仍困扰着中国的未来。比如读到张先生所写的中国政治上之倾轧、高调、名教，重言辞，轻实务，全是官样文章。这类现象，恐怕在今日大谈民主、自由、革命之类语境内，仍不乏其人，可见两千年的影响依旧延绵。书中所说的政治机构效率低下，贪污盛行，更是代代不免的沉疴。幸运的是，中国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末世之相，思路思潮错综纷纭，是中国面临深刻改变的时刻。培养国人新的政治精神，才有现代政治秩序可言，才能逐步清理两千年的尘垢。张纯明先生这部《中国政治两千年》，当然不能一举荡清污秽，辉映古今，但这类于细节处的反省，于精微处的思辨，于根源上探究问题症结的工作，也许正是今日亟需的态度。为此，《中国政治两千年》仍值得我们再次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