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华盖集》的题记：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最近重读了一下《华盖集》。这本杂文集收录了鲁迅1925年所作杂文31篇，严格说其中有一篇不算杂文，是对晨报青年必读书问卷的一个回答。既然杂文的范围广博，这个问题就不必罗嗦了。1924——1926三年间是鲁迅创作最为丰盛的一个时期，从文学角度考量，鲁迅在此之后再也未能取得这样的成绩。27年大革命后的作品虽不乏佳作，但整体水平已不堪颉颃。无论从体裁的多样，风格的多变，内容的多元，此时都是鲁迅其他年代所不见的。小说集《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野草》（作者称之为散文诗》，以及《故事新编》的部分作品都创作于这一时期。杂文更是丰硕，由《华盖集》始，《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鲁迅杂文的风格日渐犀利成型。

由新文化运动催生而出《呐喊》《坟》《热风》之后，运动趋于沉寂，而各类思潮也由单纯而驳杂，由合力攻击旧体制旧道德，化作彼此辩驳新思潮新观点，社会则延续动荡不宁。在北方风沙里的鲁迅，荷戟独彷徨，为阵营的分裂而苦痛，自此陷入无休止的论战。鲁迅为后人诟病的尖刻和促狭，也在这个阶段愈发显现。

抛开鲁迅的风格不论，多年来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鲁迅1927年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何以27年后的作品却趋向单一和枯竭呢？好在鲁迅还没有到何其芳的程度，皈依马克思后即江郎才尽，但鲁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也未必超脱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视野。鲁迅对于传统道德和习惯势力对中国进步的戕害，一以贯之的加以攻击和批判，对于国民积淀的劣根也不惮艰辛的加以斫伐。在新文化时代，对手是抱持旧物不思变革进取的旧式人物，在二十年代后期及三十年代初，一些以新派面目出现的人物，仍难割舍旧式的思想残渣，转而旧货翻新，把祖宗的劣性当成持身避世的圭臬，以鲁迅的性格岂能不加以伐挞。至于是进化论，还是尼采的哲学，马克思的理论，只要其具备改造中国拯救民魂的功效，鲁迅皆会为我所用。与其说鲁迅的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是坚定铲除痼疾的斗士。

鲁迅的个性是锱铢必较，尖锐辛辣，因而常常执着于论证。自27年后，更是绝大多数的精力投至杂文写作。虽成绩蔚然，却失之题材狭小，形式单调。除了个性原因，鲁迅对于改造中国的热情更胜过对文学的热情，鲁迅投身文学，是把文学作为手术刀，医治沉疴难愈国人，强调功用性，不自觉的削弱了艺术性。对于杂文，鲁迅在《华盖集》的题记里有一段辩解：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在一片荒翰的沙漠里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是有点不合时宜，在一个震荡颠簸难以平静的书桌前伏案疾书，也未必恰切。文学除了功用，还要遵循艺术的规律，鲁迅头破血流仍猛进肉搏的精神自是可配，而27年后的艺术水平淡薄也甚为可惜。据说鲁迅暮年曾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而终未动笔，如果少一些可有可无的杂文也许会抽出点时间吧，作为后人，我们只能叹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