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公判”与“公捕”混为一谈

　　　　盛大林

4月23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在瓯江帆影广场举行“严打”整治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公开逮捕6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32名刑事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有报道称，“广场上挤满了上万名前来观看的群众”。这样一场并不新鲜的公开宣判处理大会，在温州引起了广泛争议。支持者说，这样做对不法分子具有强大的震慑力；反对者说，这种做法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也侵害了嫌犯的名誉权、隐私权。（据4月27日《法制日报》）

的确，公捕公判大会早就不新鲜了，甚至这方面的争论也已经发生过多次，但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存在着，那就是“公捕”与“公判”总是被放在一起讨论，就像是二者总是在一起举行一样。其实，“公捕”与“公判”是司法程序中两个完全不同的环节，执行者是不同的机关（“公捕”的是警方，“公判”的则是法院），依据的当然也应该是不同的标准。比如，违反无罪推定的质疑与“公判”完全无关，因为参加公判的法官就是来宣布某些被告人有罪的；至于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也是罪犯必须付出的代价。在一个大广场上宣判与在一个审判庭里宣判并没有质的区别，“公判”无非是将“公开审判”最大化了而已。实际上，有关司法解释禁止的也只是“公捕”，从来都与“公判”无涉。

“公捕”是否就是有罪推定呢？其实，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警方说得很清楚，逮捕的只是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说他们一定有罪。警方既然逮捕他们，当然是认为他们有犯罪的嫌疑；如果这也算是有罪推定，那么警方就无法办案了。其实，“无罪推定”只适用于审理环节，是法官必须遵循的原则。至于嫌犯的人格权利，那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牺牲，因为嫌犯的权利与受害人及公共利益本来就是矛盾的，二者往往不能两全。更重要的是，不采取“公捕”的方式而是采取一般的逮捕方式，就能保全嫌犯的人格权利吗？通常情况下，逮捕也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甚至还有新闻媒体的报道，“报纸上有形，电视上有影”——如果说“公捕”会侵害嫌犯的人格权，那么任何公开的逮捕都会产生那样的后果——一般的“公开逮捕”与“公捕”相比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完全赞成“公捕”，我的意思是：“公捕”是否公理合法只是一个枝节性问题，真正应该探讨的是所有形式的公开逮捕是否合理合法。如果“公捕”是不应该的，那么其他形式的公开逮捕也一样。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深圳等地就开始以“戴头套”的方式逮捕犯罪嫌疑人——这才触及了问题的核心。

众所周知，在香港、美国等国家或地区，“戴头套”是比较通行的做法。在美国，甚至连法庭的审判过程都不让拍照或摄像，读者在媒体上见到的常常是庭审的速写。这就是一种倾向于保护嫌犯或罪犯的做法。不过，有专家认为，英美法系的国家之所以采取“隐蔽”的方式，主要是因为现场辩论式的陪审团对判决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给被告人“戴头套”可以避免陪审团成员的个人成见或先入为主。

公开逮捕有利于震慑犯罪，也有利于公众监督，但确实可能伤害嫌犯或罪犯的人格权，也不利于嫌犯或罪犯重归社会；而“戴头套”等遮挡式的执法方式则正好相反。两种方式都有利、也都有弊，关键就在于如何权衡和取舍。不过，不管怎么说，只反对“广场式”的“公捕”而赞成无遮掩甚至镜头聚集式的公开逮捕是没有道理的，更不能把“公判”与“公捕”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