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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表现出了应有的气度
(2006-08-15 15:55:26)| 分类： 杂文时评 |
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众议版发表了拙文《数据常量与指标的区别有多大？》，对北京市公安局“废除”指标制的“创举”提出了质疑。
上一期的《南方周末》我没买。刚才在一家论坛上得知，上期头版的“方舟评论”《因时而变的可贵尝试》曾热情讴歌了北京市的新制度。一查，果然！
有些报纸的评论版有时有意地设置一些可以争论的话题，同时发表针锋相对的评论，这是编辑谋划的，没有什么。也有的版，会发表针对已发文章的不同看法，比如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的“不同观点”。但现在这个栏目基本不见了。从充分表达、舆论均衡以及逼近真理的角度讲，这种自我纠偏式的栏目是必要的。但它多多少少还是会对报纸和编辑带来一点尴尬，因为如果后一篇文字完全可以推翻上一篇的观点，那可能意味着编辑在编发上一篇文章的时候考虑不周，甚至有“走眼”之嫌。我想，这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媒体不愿意“纠正”自己的原因。
尽管拙文被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但还是发出来了。而它“反对”的却是上期头版的重头评论！这是需要勇气和气度的。
因为有些意外，特以记之。
附：我的原文http://shengdalin.blog.sohu.com/8330942.html
因时而变的可贵尝试
南方周末 2006-08-03 14:57:31
方舟评论
□李勇
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也有指标，这在全国警方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历史现在正走向终结。北京警方近日宣布，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常量体系(《新京报》7月31日报道)。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警方，这番改革可视为其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要，主动改良过去那种僵化的、有悖于社会治安规律的管理模式，而采取一种动态的、针对性强的治安模式，应有示范意义。
一些地方的公共管理部门，办公处往往贴着“求真务实创新”之类的标语，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以不变应万变，用老方法、老思路来套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公安机关采用多年的“指标制”，就是这种刻舟求剑式的管理办法。其负面作用已被广大民众乃至公安民警自身广泛认知。治安管理决不同于企业生产，可以通过单纯的比产量、产值和能耗，来区分优劣。社会毕竟是动态的，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其发案率也就不同，以静态的指标去管理，如民警破案多少、处理违法事件多少，像完成企业生产任务那样来衡量其业绩，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不合理的“指标制”，至今仍被许多地方当作治安管理的一个“法宝”，反映出一些地方的治安管理思路，未免有固步自封的色彩。下“指标”固然直观简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警积极工作，增强责任心，带来的后果却可能会事与愿违，并没有起到促进治安的作用。试想想，一个辖区治安很好，一年到头没有发生什么案件，可这些地方的警察年底一考核，根据规定的指标，他们的业绩甚至远不如时常发生大案要案、民众缺乏安全感却破案较多的地区的同行，这合理吗？
交警要突击完成工作指标，就会集中时间、处心积虑去罚款，谁碰上谁倒霉；治安警搞战役式的集中打击，费时费力，民警劳动强度增加而治安状况未必能有根本好转，且很可能导致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指标”层层分解，到了一些基层民警的头上，既有可能成为民警寝食不安、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的“大山”；也可能成为搭车寻租、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工具，使反腐形势更趋严峻，影响政府形象。
“指标制”不合理，明白其缘由不难，废除它也不难，但要找到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模式来替代它，却并不容易。这也是“指标制”在许多地方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北京警方采用了“数据常量体系”，设置发案合理值，包括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财产犯罪等14项数据，在此基础上设计合理的工作绩效评价数据，再参考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等信息，来评价当地公安部门和基层民警的业绩。其成效如何，固然有待观察，但这种尊重社会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的工作思路值得肯定。
“数据常量体系”是北京警方探索的管理办法，其他地区警方未必可以直接移植。北京警方此举最大的启迪意义，我以为在于：只要公安机关主动摈除工作中的惰性，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完全可以找到有效的办法。同时我以为，北京警方废弃“指标制”，不仅对其他地区的同行有示范意义，对其他执法部门，应当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一些地方的个别执法部门，工作不可谓不卖力，但效果并不好，公众反响欠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模式简单粗暴、只图省事，他们的决定往往是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不顾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削足适履，自然要事倍功半，卖力不讨好。
社会管理是一门日日变、日日新的科学，固步自封的管理模式，必然产生种种弊端。《吕氏春秋》的作者评价“刻舟求剑”的故事说：“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因此他主张“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主导走向社会主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变化多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过去时代的管理手段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必须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使之更符合客观规律，更灵活更具人性化，才能有效提升执法水平。这方面，北京警方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上一期的《南方周末》我没买。刚才在一家论坛上得知，上期头版的“方舟评论”《因时而变的可贵尝试》曾热情讴歌了北京市的新制度。一查，果然！
有些报纸的评论版有时有意地设置一些可以争论的话题，同时发表针锋相对的评论，这是编辑谋划的，没有什么。也有的版，会发表针对已发文章的不同看法，比如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的“不同观点”。但现在这个栏目基本不见了。从充分表达、舆论均衡以及逼近真理的角度讲，这种自我纠偏式的栏目是必要的。但它多多少少还是会对报纸和编辑带来一点尴尬，因为如果后一篇文字完全可以推翻上一篇的观点，那可能意味着编辑在编发上一篇文章的时候考虑不周，甚至有“走眼”之嫌。我想，这可能就是绝大多数媒体不愿意“纠正”自己的原因。
尽管拙文被作了一些技术处理，但还是发出来了。而它“反对”的却是上期头版的重头评论！这是需要勇气和气度的。
因为有些意外，特以记之。
附：我的原文http://shengdalin.blog.sohu.com/8330942.html
因时而变的可贵尝试
南方周末 2006-08-03 14:57:31
方舟评论
□李勇
交警罚款有指标，反扒民警抓小偷也有指标，这在全国警方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样的历史现在正走向终结。北京警方近日宣布，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取而代之的是数据常量体系(《新京报》7月31日报道)。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警方，这番改革可视为其适应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要，主动改良过去那种僵化的、有悖于社会治安规律的管理模式，而采取一种动态的、针对性强的治安模式，应有示范意义。
一些地方的公共管理部门，办公处往往贴着“求真务实创新”之类的标语，而在实际工作中，却以不变应万变，用老方法、老思路来套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公安机关采用多年的“指标制”，就是这种刻舟求剑式的管理办法。其负面作用已被广大民众乃至公安民警自身广泛认知。治安管理决不同于企业生产，可以通过单纯的比产量、产值和能耗，来区分优劣。社会毕竟是动态的，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其发案率也就不同，以静态的指标去管理，如民警破案多少、处理违法事件多少，像完成企业生产任务那样来衡量其业绩，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不合理的“指标制”，至今仍被许多地方当作治安管理的一个“法宝”，反映出一些地方的治安管理思路，未免有固步自封的色彩。下“指标”固然直观简便，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警积极工作，增强责任心，带来的后果却可能会事与愿违，并没有起到促进治安的作用。试想想，一个辖区治安很好，一年到头没有发生什么案件，可这些地方的警察年底一考核，根据规定的指标，他们的业绩甚至远不如时常发生大案要案、民众缺乏安全感却破案较多的地区的同行，这合理吗？
交警要突击完成工作指标，就会集中时间、处心积虑去罚款，谁碰上谁倒霉；治安警搞战役式的集中打击，费时费力，民警劳动强度增加而治安状况未必能有根本好转，且很可能导致违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权益。“指标”层层分解，到了一些基层民警的头上，既有可能成为民警寝食不安、必须想方设法完成的“大山”；也可能成为搭车寻租、谋取个人和小团体私利的工具，使反腐形势更趋严峻，影响政府形象。
“指标制”不合理，明白其缘由不难，废除它也不难，但要找到一种高效、科学的管理模式来替代它，却并不容易。这也是“指标制”在许多地方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北京警方采用了“数据常量体系”，设置发案合理值，包括110刑事和治安警情、严重刑事犯罪、多发性财产犯罪等14项数据，在此基础上设计合理的工作绩效评价数据，再参考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等信息，来评价当地公安部门和基层民警的业绩。其成效如何，固然有待观察，但这种尊重社会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的工作思路值得肯定。
“数据常量体系”是北京警方探索的管理办法，其他地区警方未必可以直接移植。北京警方此举最大的启迪意义，我以为在于：只要公安机关主动摈除工作中的惰性，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完全可以找到有效的办法。同时我以为，北京警方废弃“指标制”，不仅对其他地区的同行有示范意义，对其他执法部门，应当也有相当的借鉴作用。一些地方的个别执法部门，工作不可谓不卖力，但效果并不好，公众反响欠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管理模式简单粗暴、只图省事，他们的决定往往是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不顾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削足适履，自然要事倍功半，卖力不讨好。
社会管理是一门日日变、日日新的科学，固步自封的管理模式，必然产生种种弊端。《吕氏春秋》的作者评价“刻舟求剑”的故事说：“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因此他主张“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主导走向社会主导，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越来越丰富多彩越来越变化多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过去时代的管理手段已经落后于实际情况，必须与时俱进，及时调整，使之更符合客观规律，更灵活更具人性化，才能有效提升执法水平。这方面，北京警方废弃沿用多年的“指标制”，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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