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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油画中的中国瓷器 碗绘东坡夜游赤壁 ，另一面抄录《后赤壁赋》文，此类装饰有汉字的瓷器流行于明未天启至崇祯年间，可能就是17世纪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货物清单中提到的“字形碗”，因极富异国情趣而受到欧洲市场欢迎。



盖碗贴塑两两一组的八仙塑像，塑像圆雕露胎，立体感强，这种装饰手法在明代晚期特别流行，本展览中另有镂空贴塑的作品。油画中的青花盖碗与此件如出一辙，但狮子及八仙人物均着色彩，推测露胎可能是为了后续加彩。



军持整体造型为象形，多供应中东及东南亚市场，但1613年沉没的“白狮号”及万历至天启年间沉没的“万历号”都出水了象形军持，同时此类器物出现在阿德里安·范乌得勒支的静物画中,说明也在欧洲 流通。









此类香炉在西方颇为流行，出现在1830年英国画家乔治 ·钱纳利为广州十三行富商伍秉鉴所画的肖像画中。1813年伍秉鉴成为十三行的总商，人称“浩官”。画中香炉是百年前的康熙朝古物，产自福建德化，多经厦门销往欧洲，而伍氏家族原是福建大茶商，康熙年间搬到广州，此中线索，颇堪玩味。



此罐器型仿自17世纪中国的八棱盖罐，器身的人物故事图也是模仿明末清初“转变期”风格纹样。17世纪中期，中国瓷器的出口陷入停滞，代尔夫特窑业迅速成长，许多产品模仿中国瓷器风格。



这幅奢华静物画中有两件陶瓷：一件为折沿盆，边缘轻薄，绘画线条细致，与景德镇青花克拉克盆非常相似；另一件为八棱盖罐，在“哈彻号”沉船上有相似造型的青花罐出水。但画中罐身图案绘制用笔湿重，远处凉亭及近景蕉叶、人物的画法似乎与中国瓷器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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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身模印人物和莲瓣， 英国工匠为人物添加服装及发式，人物形象体现了18世纪流行的“ 中国 趣味”。早期的伦敦彩绘工匠来自荷兰代尔夫特，彩料则从荷兰和威尼斯进口。1723年伦敦瓷器商人亨利·阿克曼的遗嘱认证中，就提到他有欠款需要支付给绘制中国瓷器的工匠坎普曼（坎普曼是英文拼写的荷兰名字）。









堆塑人物上的金彩系输入欧洲之后添加，这一方面是商人为了增加商品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则出于欧洲与中国的不同审美。这类器物在欧洲的公私收藏中不算罕见，例如在丹麦王室1690年的收藏清册上，即记载有与此碗同式的作品。这件碗1814年由T.鲁瓦耶遗孀遗赠荷兰国王威廉一世，1883年由王室珍奇柜移交荷兰国立博物馆。



德化把杯形制模仿英国富勃姆陶瓷工厂的窄颈啤酒杯，金彩“中国风”人物花鸟则为18世纪法国匠人添加，这种凸起的烫金装饰相当独特，也被用于装饰18世纪的法国圣克卢瓷器。



杯、碟是典型“巴达维亚棕”瓷器，用于饮用巧克力。欧洲工匠采用刻玻璃的磨刻工艺，将外壁棕色釉磨刻去一部分，露出白胎，形成对比鲜明的纹饰。17至18世纪，德国德累斯顿 、波西米亚等地有一批刻玻璃的工坊。18世纪前期，这种工艺也用来装饰瓷器。瓷器质地坚硬，磨刻难度极高，能够刻出如此流畅的线条纹样，实属不易。



胆瓶腹部原先以釉里红绘狮子三只，在景德镇完成。荷兰彩绘师在瓶身添加紫袍剑士三人，隙地填以花树，配色风格皆模仿日本柿右卫门式样，口、胫部边饰则模仿康熙五彩式样。东西方三个国家的技艺、灵感在同一件器物上碰撞融合，整体风格天衣无缝，极为精彩。



瓶身原以金、红彩绘花卉，是景德镇烧制的“ 中国伊万里”瓷器。大约1729-1932年，著名彩绘师伊格纳茨·普莱斯勒为其添加彩绘。他采用源自玻璃的锡绘工艺，先以画笔精绘，再以钢针刮擦细节，用标志性的红、黑、金彩描绘充满“ 中国趣味”的图像。18世纪前期，他绘制的瓷器与玻璃器是欧洲权贵争相追逐的收藏品、这件作品的原彩与加绘相得益彰，是其代表性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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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外壁绘连绵山水，是典型的万历时期外销瓷。欧洲工匠为其镶嵌银镀金口沿、底座和把手，其中由曲线和焊缀银珠组成的卷草形把手尤其精巧。类似风格的把手也见于同时期的镶嵌玛瑙碗。早期进入欧洲的瓷器颇为贵重，加装镶嵌可以保护易损部位，而瓷器只是欧洲工匠镶嵌的多种对象之一。



此类金彩装饰瓷器在日本广受欢迎，被称为金襕手，16世纪也输入欧洲葡萄牙 、意大利 、西班牙，美洲墨西哥 、秘鲁和中东土耳其 、伊朗等地。 英国工匠为其镶嵌银镀金底座和把手，把手造型为状似卷草的怪兽，向外侧昂首张口。这种将S形曲线复杂化的把手设计在17世纪早期的欧洲较为常见。



外壁暗刻缠枝花卉，内心绘兔纹。英国工匠通过镶嵌将碗转变为盖杯。盖杯原属英国 人塞缪尔·伦纳德，故又名“伦纳德杯”。加装的口沿刻有兔纹，与碗心纹样呼应。盖面及底座纹饰为时兴的怪诞风格，其戳记表明镶嵌附件制作于1569-1570年的伦敦 ，这是已知最早有明确镶嵌年份的青花瓷器。



此件器物原作为笔筒使用，流行于明末清初。笔筒外镶嵌了银镀金翻盖、把手和底座，使其变为风格华丽的盖杯。盖面的浅浮雕图案复制了瓷器本身的博古纹饰。根据镶嵌附件上的WH印记，其制作者很可能是17世纪中叶移居伦敦的瑞士著名金匠沃尔夫冈·豪泽尔，这件盖杯也被称为“豪泽尔杯”。



原物为孔雀绿釉弥勒像一对，经德国工匠镶嵌后改装为烛台。弥勒的头顶上方露出烛管，背后伸出枝叶，枝头镶嵌迈森生产的瓷花，身下配底座。欧洲工匠还会将弥勒当作钟、香薰、墨水台等器物的装饰部件。这些弥勒像在欧洲成为一种布景元素，营造欢快的氛围和远离现实的异质感，也即洛可可艺术强调的愉悦和幻想。



原物为一对青釉碗， 法国工匠将两碗合扣，加装青铜镀金附件，使其转变为香熏。所用附件主要饰洛可可卷草纹，以失蜡法制成，经打磨和细部装饰后鎏金，这种鎏金工艺也用于装饰家具构件。 法国18世纪中期盛行洛可可风格，触觉敏锐的巴黎商人通过进货、设计、委托加工和改装，使 中国瓷器也融入这股时尚。



器身原为贴塑折枝梅的长颈瓶，后被截去上半部。器盖原为盖碗的碗盖，后被钻潜出圆形镂孔。将二者组合并加装附件，即转变为香具，可承装干花与香料盐、香水、精油等的混合物，称作“百花香”，在18世纪的法国相当流行。这种镶嵌方式改变了瓷器的原有用途，也同时实现了对残损器物的再利用。



原物是白釉八方香炉，本展览中有同款器物。 法国 工匠对其做大幅改变，将炉身倒置，截去耳、足，在侧面挖出门洞，加装顶部附件和多曲形底座，配以内胆，整体造型类似八角形亭。改装之后，这对形制特殊的器物相当于承托内胆的八足支架，其用途可能是香熏，内胆可容纳燃烧的芳香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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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桑托斯宫穹顶镶嵌有类似风格的瓷盘，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中国瓷器。这类器物在东南亚及中东一带多有收藏，当时可能通过中东转口或者由最早的葡萄牙航海者自印度运回欧洲 。器物纹饰满密，是典型的明代中期贸易瓷器风格，体现了东南亚与中东市场的喜好。到明代后期，随着贸易重心的转变，外销瓷器的风格也逐渐发生变化。



二层装饰的山水图盘在万历时期最为流行，并销往海外。其形式颇为多样，口沿以锦地装饰的二层盘略少于其它品种。沉没于1600年的“圣迭戈号”沉船出水了类似边饰的盘子，可为本品提供年代参考。桑托斯宫的穹顶上镶嵌有与此件一致的瓷盘。



这类克拉克盘体量较大，品质较高，属于较为成熟阶段的产品。即使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将大量中国瓷器运往欧洲，使得瓷器价格下降之后，精美的大盘仍然是昂贵的器皿，是拥有者财力与声望的体现。桑托斯宫的穹顶上镶嵌有与此件一致的瓷盘。



“万历号”及“哈彻号”沉船均有鹿纹花口盘出水，都是典型的克拉克样式。本品大开光之间并无小开光间隔，样式略有区别。 桑托斯宫的穹顶上镶嵌有与此件一致的瓷盘。



盘口沿内壁绘开光八组，大开光内绘杂宝与花果纹，间隔中的小开光内绘简化璎珞，盘心绘杂宝纹，开光边饰与主题纹饰都是中国外销克拉克瓷中最为典型的样本。桑托斯宫穹顶上镶嵌有类似的瓷盘。



以红、黄、绿等不同彩料绘花卉纹，是典型的康煕时期釉上彩绘瓷器品种。 桑托斯宫穹顶上镶嵌的瓷器以青花为主，但也有少量彩瓷，其中包括与此件一致的瓷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