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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沿盘有多种规格，此件为最小号，对沉船和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这种器型在欧洲很受欢迎。盘心主题纹饰是由叶形扇、葫芦和伞盖组合而成的杂宝纹，是此时期青花瓷器中常用的纹饰，流行时间较长。






克拉克瓷以盘、碗为主，但也有其他器型，如瓶、军持等，此件即为克拉克军持，器身可见开光，内填花卉。军持是梵音音译，由印度传入中国，但明代景德镇军持多为外销产品，消费地以东南亚居多，也有不少销往欧洲。



这件碗是一系列克拉克碗中体量最大的一类，颇为难得。景德镇许多晚明窑址上都发现过克拉克瓷标本，可以肯定当时生产作坊较多，产量也极大。



瓶身一面绘行旅图，一面书七绝一首：“奇花六出乱忙忙，分付家童整锦囊。行到灞桥驴背稳，得看新诗字字香。”落款为“庚辰仲冬居易主人题”。这类明末民窑佳品，不仅受到国内市场的欢迎，也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希望购买的优质瓷器。






这件碗采用克拉克瓷的开光布局，而碗心所绘纹饰为明末清初“转变期”风格的人物故事图，体现了两种风格的结合。这一类绘郁金香纹饰的开光盘、碗，尺寸通常较大，可能是崇祯年间景德镇为中东和欧洲市场制作的。

这类折沿、深腹青花大盘倒置的形状与17世纪荷兰常见的卷沿绒帽相似，故荷兰语称之为“Klapmuts”,极为流行。本品是同类折沿盘中最大最精细的一类，颇为难得。



正面龙纹通常以五爪的形态见于晚明官窑瓷器，在克拉克瓷上极为少见。“万历号”出水过三片龙纹盘残件，但属八角形开光类型，与此件不同。托普卡比宫藏有一件同款龙纹盘。除此之外，克拉克盘上使用龙纹极为少见，故此件弥足珍贵。







这类把杯在明末清初时期的景德镇大量生产，器型源自欧洲陶器及金属器。1635年10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台湾至巴达维亚的商船“诺德韦克号”的发票中，就有把杯这样的欧洲器型，这艘商船的瓷器大多运会荷兰。1636年科隆所产的酒杯被带到景德镇用于订制瓷器。



酱色釉葫芦瓶是康熙朝新创的外销瓷品种，17世纪晚期酱色釉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类瓷器最早由荷兰东印度公司自巴达维亚港运往欧洲销售，故以港口名称为“巴达维亚棕”。



香薰由器座、承柱、托盘、器盖四部分套合组成，可以拆卸组装，造型独特，形制高挑秀美，与中国传统式样不同，属康熙外销瓷精品。器腹所饰多层如意花卉纹是康熙外销瓷上的流行纹样，时代特色鲜明。











克拉克瓷主要是青花产品，五彩者极为少见。此件五彩瓷盘是克拉克瓷中的特殊产品，弥足珍贵。传世品中目前仅见荷兰收藏有类似五彩盘，但彩料发色略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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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组盘分两类，一类为典型的克拉克瓷，另一类为所谓“二层盘”式样。两类器物在同一艘沉船上出水，显示其生产年代接近。1573年第一艘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船从马尼拉出发，开启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时代。“圣迭戈号”沉船材料精确保留了1600年西班牙商船的瓷器贸易信息，这两类出水瓷盘为判定17世纪初的贸易瓷器面貌和共伴关系提供了年代标尺。



明隆庆漳州月港开放之后，漳州窑随之兴起，产品大量销往海外，瓷盘是其中最大宗的品种。西班牙人通过月港--马尼拉航路的接驳，将贸易延伸到东亚大陆。漳泉商船从月港出发，频繁前往马尼拉、雅加达、日本等地贸易，这是漳州窑瓷器流向还要的主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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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在荷兰属于最昂贵的瓷器。160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就告诉在亚洲的公司商人“很大的盘是最贵的”。“白狮号”出土了数件精细大盘残件。在贸易草创阶段，公司商人守候在万丹、北大年等地，等待前来贸易的商人带来货品，有时可以成功购得优质瓷器。而葡萄牙人则在澳门与中国商人建立了长期联系。当时荷兰为了建立独立国家，正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交战，在亚洲攻击两国船队是这场战争的一部分，袭击葡萄牙船是早期荷兰人获取优质瓷器的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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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椭圆形开光克拉克瓷是万历、天启时期外销瓷中最常见的品种，在这一时期的沉船上多有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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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彻号 Hatcher”是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宾坦岛外的斯特霖威夫司令礁附近。沉船出水完整瓷器2.5万余件，主要为明末景德镇窑的青花瓷器，此外还包括一些青瓷、白瓷、彩瓷等。其中两件书“癸末春日写”款的瓷罐表明此船可能沉没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或之后不久。

兔纹碗的销售对象可能是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它并不属于当时大量运往欧洲的典型瓷器。当然，欧洲商人偶尔也会在亚洲购买特别的瓷器作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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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内帆船图像与明代中国帆船较为相似，周围绘罗经图，内圈书北斗九星，外圈书十二天干地支，有研究者认为可能是航海用罗经。在漳州窑帆船盘中，还见有一类无文字、绘 欧洲帆船的，研究者认为可能来自15至16世纪的欧洲航海地图，这些帆船图像彰显了当时发达的海上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