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是人类社会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在科技发达如斯的今天，面对瘟疫，人们仍然会感到恐慌。而在过往的历史中，对于瘟疫，人们更加无助与恐惧。瘟疫甚至改变着历史。比如在欧洲中世纪发生的“黑死病”（即鼠疫），横行数个世纪，数以千万计的人丧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社会，改变了欧洲的历史乃至人类历史。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所讲的那样：“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

由于瘟疫的突发性、爆发原因的模糊性、传播的不确定性以及后果的灾难性，瘟疫往往伴随着恐惧，而恐惧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迷信心理，迷信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过来又加剧恐慌，最终导致局面愈发不可收拾。这种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

比如说在宋代，有人一旦染上瘟疫，亲朋好友由于恐惧，纷纷避去，以至于患者，得不到医治，甚至连正常饮食也无法保证，结果悲惨地死去：“病疫之家，往往至亲皆绝迹，不敢问疾，恐相染也。药饵食饮，无人主张，往往不得活”。

疾疫凶猛，人们又不知道致病的机理和驱病的方法，只好求助于神神鬼鬼。据说“疫”这个字，就体现出古人是将瘟疫同神鬼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刘熙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故而瘟疫一旦出现，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请神驱鬼一类的法术、巫术。宋人有诗曰：“不信医方可活人，但随巫语去迎神”，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形。甚至连医生都不自信，染了瘟疫后求助于巫师，“孟生乃医者。七月间阖门大疫，自二子始，婢妾死者二人。招村巫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疾，归而死。孟氏悉集一城师巫，并力穰襘始愈”。这可真够无厘头的，医生得病不自己冶，却去找巫师，结果巫师也中招身亡。最后全城的巫师，一起努力，总算控制住了病情。但这是不是巫师的功劳呢，只有天知道了。而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人们往往会聚焦在一起举行仪式，祈神保佑，祛病消灾。但本来就有疾病流行，再举行诸如此类大规模的聚会，不但不会消灾，反而使得疫情更加严重。

这种情形，数千年的古代社会，基本上没有变化。甚至到了近代，西式医疗技术已经传入中国，但瘟疫一来，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找信神信鬼，就是当时大城市上海，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仍然有很多人“一遇时疫流行，仍多祈祷于神鬼之门”。1926年，上海发生流行病，一些地方士绅遂设坛驱灾祈福：“兹以旱魃为灾，疫疠盛行，特于昨日起，设坛礼拜三天，并闸北慈善团、闸北保卫团，全体斋民，虔诚祈祷，以祈上感天和，旱降沛霖，普救众生。”

更加糟糕的是，当时很多人，对于一些现代化的防病救灾手段，颇有抵触心理，甚至还因此引发了社会风波，有一次“上海公共租界西人所设工部局卫生处因查得租界内近有鼠疫发现。当遣西医率同所用华人，分别查验。当其查验遇有面黄而带病容者，即指为染患疫症。迫使入西人所设医院医治。又孩童有未种痘，亦促令往医院布种。”这一正当的防疫措施，却引发了居民的恐怕，谣言蜂起，传言进了医院，或者被种痘，就是大祸临头，性命难保。于是人们纷纷出逃，去外地的轮船一时一票难求。也有商户罢市、上书，抗议工部局的检疫、防疫活动。一时间，社会陷入混乱之中。

本文发表于2012年4月13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