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日报》报道，8月26日，包茂高速陕西延安安塞段发生特大交通事故，造成36人死亡，交通运输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长途客运安全管理工作的紧急通知》。根据国家要求，东莞将迅速对长途班线客车开展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排查营运驾驶员资格和交通违法记录，车辆的安全性能，应急出口是否通畅，车辆是否存在非法改装，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等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是否落实等问题。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立即责令整改；整改不合格的，一律不得上路运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东莞一直不断加大卧铺客车管理力度，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卧铺客车，鼓励企业新购置车辆时选择坐席客车。目前，卧铺车辆数量正逐年减少。”东莞是一个移民比例较高的城市，由于种种原因，移民返乡乘坐长途大巴比例非常高。东莞目前有跨省市客运班车1708辆，其中卧铺客车306辆，占客运班车总数的18%，主要开往广西、湖南、福建、贵州等地。

社会总是会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要求公共管理部门制定或者调整公共政策，应对、改善或者解决。应该说，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流渠道。但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其有效性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个人的行为仍然会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一些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服从公共政策的引导，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出于利益的驱使，其言行会与公共政策倡导的价值相冲突，从而严重影响公共政策的效力。

事实上，在延安发生的这一起重大车祸，肯定有宏观政策层面、企业管理层面的疏漏。从宏观政策层面，对于红眼客车和装载危险品的货车在政策上和监管上的缺位；而在企业管理层面，对于明明已经发现的疲劳驾驶，没有及时地予以纠正。但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两名驾驶员的违章驾驶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如果司机对自己、对他人的生命有责任心，对潜在的风险有所警觉，那么这起事故或许就能够避免。遗憾的是，司机没有做到这一点，个人的行为，造成了重大的公共事件。

说到风险，就不得不说一下风险社会理论。1986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在对工业社会反思基础上，撰写出版《风险社会》一书中，在书中，贝克首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指出，风险是人类行为不可避免的伴随性结果，人类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风险具有客观性，它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风险，我们的选择只能是使用怎样的工具和方法去应对它。贝克认为，面对风险，政府的责任是至关重要的，公共管理对于规避和防范风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贝克以及其后的一些学者也同样指出：在风险社会中，公民个体，也应当负起责任，防范和规避个体的风险，进而防范和规避社会的风险。尤其在社会的现代化、有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个人的风险往往容易导致社会风险的发生。比如在传统社会，马车司机的“不当驾驶”，可能只会影响一人或数人，而现代社会；一名司机的不当驾驶，往往会酿成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人的悲剧。这就更需要个体的公民十二万分的警醒，承担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为社会降低风险。

由此可以看出，在风险社会中规避风险，主要是两条路径，其一是通过公共管理部门不断加强风险意识，改善公共管理来实现。比如对风险的预见，对风险的预防、分解，对风险责任的承担，对风险的解决与问责等等。应该说，在延安车祸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包括东莞有关部门在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其二则需要公民个体对风险责任予以承担。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思想上明确自己的风险责任，在行为上严格在法律、政策、制度的范围内行事，以自己的努力，降低社会的风险。

此外就是将公共政策与个人的风险意识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引导强化个人的风险意识。比如说，酒驾和醉驾是严重增加个人与社会风险的行为，但恰恰是这种高风险的行为，很多人却乐于冒险，从而酿成很多悲剧。政府部门之前的多次柔性的宣传、规劝，起的效果并不大。但当政府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的措施之后，特别是醉驾入刑之后，酒驾醉驾行为大幅度减少，相关的交通事故也随之大幅度减少。这是一个以公共政策引导强化个人风险意识从而降低个人与社会风险的成功范例。在全国各地对延安重大车祸进行反思、出台一系列整改措施的时候，这一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本文发表于2012年9月3日《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