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东莞日报》报道，4月9日上午，东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张绍培来到城区和阳路口、岗贝路口、鸿福路口、会展路口和东城大道，研究“治拥”措施的可行性。今年初，交警部门在城区排查出10大交通拥堵点，计划在年内完成治理。张绍培介绍说，治理的措施或采取完善交通设施等方法，规范行车秩序，或采取铲除绿化带拓宽车道、安装护栏等形式，提高车辆通行能力。此外，针对行人、机动车交通安全意识不强，张绍培介绍，打算向市政府提议，多部门共同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市民如果有更好的点子或建议可拨22617022向交警部门反映。

　　与其他同级别的城市相比，东莞已经提前进入汽车社会，因此，治理、防范和预防城市拥堵等城市病已经不可贻误。城市拥堵涉及城市规划、公交政策、城市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需要进行系统化的安排。而从其他城市治堵经验来看，官方提供的治理方案有时会与市民的主张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征集民意，让官方的治堵方案更加顾及百姓的感觉，多加吸纳社会各界的建议，形成较为完善的治堵方案才能让城市治堵达到效果。

　　公共交通管理是一种需要公权力介入的公共管理。纵观人类上下数千年，公共交通管理的历史，就是公权力的角色与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历史。在近代之前，公权力部门，也就是政府主要是修建一些交通设施，至于对行人车辆在道路上的管理，政府虽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作为，但总的来看，介入不是很深。也就是说，政府主要负责“走哪里”，至于“如何走”，就没有管得太多。这是因为，传统社会“交通基本靠走”，最多加上一些畜力运输，因此靠社会、民众自身的协调，基本上就可以令交通达到顺畅。因此政府基本上就不需要插手了。
　　进入近代，城市迅速发展，人口急剧膨胀，更重要的是，人类发明了汽车，并逐渐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仅靠社会自我治理和公众的自我管理，已经无法实现良好的公共交通管理，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于是全社会便赋予政府管理公共交通的权力，公共交通管理成为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讽刺的是，尽管各国政府管理交通的权力越来越大，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交通状况却日复一日地恶化。交通问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东莞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城市，这方面存在问题也在所难免。
　　显然，交通管理的权力全部集中于政府手中，并没有解决交通问题，那么就有必要思考新的出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相比较于传统理论，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于公共管理主体的认识产生了变化，不再把政府看做是公共管理唯一的主体，而是强调公共管理参与的广泛性，强调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的参与。要提升公共交通管理的水平，这一理论是值得借鉴和参考的。事实上，国内外很多城市都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既然参与的主体不同，那么各个主体的权利界限就应该明晰，有什么权益，有什么样的责任义务，必须明确。政府仍然是公共交通管理中占主导地位的主体，这是毋庸置疑的。政府在交通管理中的权威必须维护，但中国具体语境中，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权力的边界也应该清晰的划定。任何形式的交通管理规则，实际上是对公民私权（主要是财产权）的限制。这一限制是必要的，但也应当慎之又慎，尽量避免扩大化，将其保持到最低限度。但不幸的是，在全国一些城市“治堵”的措施中，很多诸如此类的措施却被经常采用，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限行、限购等。我不否认国外都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并收得了成效，这也成为国内诸多城市效仿的理由，但国外这些措施能够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却被忽略了，这就是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通过便捷和低廉的公共交通引导人们放弃私家车出行，从而从根本上解决拥堵的问题。因此对于政府来讲，权力和义务是对等的。政府管理部门在没有完成义务的情况下，提升权力，结果是既伤害了公民权益，也不能收到好的效果。东莞目前治堵的手段还是温和的，充分尊重了市民的权益。但其他城市的教训也要记取，公权力一方面要自我设限，尽要能避免损害公民权益。另一方面要做好与自己权力相对应的义务。
　　而公民在公共交通管理中的权利界限也应该厘清。首先，公民出行中的权利不是无限的，而是应该在规则面前保持谦卑的姿态。市民无论是驾车出行，还是骑车出行，还是走路出行，其实一出了家门，就进入了一个公共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没有国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只有每一个人都遵守规则，才能实现良好的秩序，才能提升每个人的福祉。其次，也要充分发挥权力，以适当的渠道参与到公共交通管理中去。比如行使话语权，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途径建言献策。此次东莞市交警部门征集治堵意见，市民就应该利用这一机会充分参与，建言献策。此外，选择对公共交通秩序能够做出正面贡献的出行方式，也是参与公共交通管理的途径。比如尽量减少驾驶汽车，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乃至步行。当然，这需要政府首先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交通体系。

　　本文发表于2012年4月16日《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