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历史并不是我们被告诉的那个样子。比如民国时期农村的高利贷，我们一直被告知这是严重盘剥农民的工具。首先我得承认，这一基本的事实和价值判断，我大致认同。但细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高利贷即便是万恶的，但也应该有万分之一的合理性。其实很多农民，在青黄不接的困难关头，往往是凭借着高利贷而喘一口气，挺过难关。当年，一些根据地的政权曾经打击过高利贷，严格取缔。这一主观上帮助农民的举措，农民却并不怎么领情，因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依然需要资金，根据地政权取缔了高利贷，却不能提供替代性的资金，农民的境况因而更糟糕。因此后来不得不调整了这一政策，由取缔变为要求放贷者“减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要打击一种坏的金融活动，必须要提供正面的替代性产品，否则，只能使情况更糟糕。

当然高利贷这个东西的确是剥削沉重，因此农民们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去借。为了自我拯救，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着老百姓自发的、互助性质的金融组织：合会（也称为钱会、标会、轮会等）。合会为多人组成，发起人一般称为会首，其他成员为会脚。会首和会脚每人出资若干，资金一般是由会首先使用，其他人则按照一定的规则依次使用会金。这个规则可能是抽签，也可能是投标（谁愿意支付的利率高谁就先使用），另外还有其他的约定。

成立合会的目的五花八门。比如说为了应付婚丧嫁娶这一类“大型”家庭事务，有的是用于生产，也有的是为了牟利，集资后放高利贷，获利后大家分红。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在多数情况下，农民是合会的受益者。通过这样一种民间集资的活动，以互助的形式，农民们一定程度缓解了生产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合会的功能不完全是经济上的，合会赖以产生的土壤，就是乡土中国乡民之间相互的信任，而合会的运作过程，又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情感，这使得他们贫穷的生活多少有了一些亮色。

同所有的金融活动一样，合会也存在风险，出现过由于种种原因“倒会”使农民血本无归的情形。于是后来强大的国家机器以此为依据，将在中国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合会以“非法集资”的名义加以禁止。实际上也没有禁止得了，只能使得合会转入地下。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规范，合会的负面作用于是被放大了，正面合作、互助的功能萎缩了。倒是在我国台湾，合会一直传承下来，并且不断得到法律的规范，因而至今在台湾社会尤其是草根群体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事实上，无论是合会，还是其他被冠以“非法集资”的金融活动，其出现多是因为正规金融机构不能为社会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所致。从政府层面来讲，既不能改善这一状况，又禁止民间社会的自救，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本文发表于2012年1月21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