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军阀，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一般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性格粗鲁、粗暴乃至残暴。其实细数起来，这样的军阀还真没几个，大部分军阀还是有点文化的。比如段祺瑞、唐继尧，都是留过洋的。而陈炯明、吴佩孚则是前清的秀才。比如吴佩孚一生有大量的诗作，颇见其才情。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赋诗：“国耻传来空有恨，百战愧无国际功。无泪落时人落泪，歌声高处哭声高”，极其悲壮。

　　“百战愧无国际功”是吴佩孚一生戎马生涯的真实写照，应该也是他内心最大的遗憾。他东征西讨，打的却都是内战，未曾为抵御外侮发过一枪一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抵御外侮意识。相反，与同时代的军阀相比，他的民族气节是最为突出的。

　　军阀混战，追逐的是利益，利益的实现，靠的则是实力。争取外援，是当时军阀扩充实力的捷径，吴佩孚当然也不能免俗。但相比起来，他还是有底线。他曾两次放弃了在别的军阀看起来黄金般的机会。第一次是20年代初期，当时吴大帅势力最为鼎盛，还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被称为“中国的最强者”（Biggest man in China）。苏联人也慕名前来跟他商谈合作事宜，吴佩孚一开始也有些意思。双方眉来眼去、谈婚论嫁很久，最终却没有拜堂成亲。个中原因极其复杂，但苏联方面在外蒙问题上、东北问题上提出了诸多过分的要求，是双方合作未成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不同苏联人合作，是因为吴佩孚的势力还处在巅峰时期，有底气拒绝的话，那么后来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就完全体现了他的民族气节：他不会以出卖民族国家的利益来求得个人利益的最大化。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中，横扫北洋军阀，吴佩孚也一败涂地，从“Biggest man in China”变成了蛰居北平的寓公。但寓公的日子也不得清闲，原因是日本人看中了他的政治影响。想当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反水背后插了吴佩孚一刀，吴军大败，吴佩孚几乎是只身逃到武汉。如果换别的军阀，可能就一蹶不振了。但吴大帅就是吴大帅，随便吆喝几声，那些已经是地方实力派的旧部仍心甘情愿地让他指挥，没多久，吴大帅手中重新又有了几十万人马。这样的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不招揽，日本人还能招揽谁？

　　但这样一个别人艳羡不已的东山再起的机会，吴佩孚断然拒绝。日本人三番五次地请，吴佩孚五次三番地拒绝，终于，日本人失去了耐心。1939年的一天，吴佩孚牙痛，却偏偏找了个日本牙医，日本医生看过之后，吴佩孚高烧不退，不久便辞世而去，享年65岁。

本文发表于2011年4月16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