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动刀动枪的事情不太多见，动用大炮，更是闻所未闻。但事情真的发生了，为了反对强制拆迁，武汉东西湖农民杨友德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搭了个“炮楼”，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用大炮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并不是新鲜事物，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并且多成为佳话。但发生在当下，却令人吃惊不小。但吃惊之余，又觉得是一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拆迁总是相似的，反拆迁的办法各有各的不同，从市民唐福珍以死抗争，到农民杨友德自制土炮保卫自己的承包地，是事物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稍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清楚，制造和使用武器，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杨友德是个秩序的破坏者。但反过来问一下，人们为什么要遵守秩序，要信仰秩序呢？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秩序，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人们获得福利的成本。比如说，在正常的秩序上，杨友德大叔交税给国家，然后由国家负责社会治安，保护他的身家，包括他的土地。这方面的事情，他就不用再操心，全心全意种地发财，就万事大吉了。显而易见，这样的成本，要大大低于他一手拿炮，一手拿锄头保护土地的成本。
杨友德应该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但他为什么要舍易求难呢？我想因为他已经耳闻目睹了无数的事例，这些事例告诉他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拆迁征地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正常的秩序可言。按照正常的逻辑行事，已经无法保障他的财产安全。因此他失去了对正常秩序信仰，失去了对正常维权方式的信任，于是选择了用暴力保卫自己的土地。
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暴力是个极其可怕的东西，是对于秩序最大的破坏性力量，其对于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损害，难以估量。也正是如此，为了避免受到暴力的侵害，为了保障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自古以来，人们选择把使用暴力的权利让渡给国家，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放弃私自的暴力活动。人们之间的各种纠纷，不再用拳头和武器来解决，而是选择通过道义和法律。正常的社会，政府应当引导人们避免将解决问题的途径诉诸暴力，而是选择遵从秩序，而不是相反。从这个意义上，国家肩负着公众的重托，责任重大。
但如果人们感觉到自己的利益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得以保障，转而选择这一原始的方式，就如同杨友德，那么就很值得我们反思。最容易导致人们对于秩序信仰崩塌的事情，莫过于政府不遵守秩序。如果一件事情，逼得人们普遍使用非正常的、有悖于道德、法律和秩序的方式表达反对意见，那么这件事情肯定是有问题的。现阶段的征地、拆迁，就是这样的事情。那么重新反思和规范征地和拆迁的各个环节，令其不再动摇人们对道德、法律和秩序的信仰，迫在眉睫。

本文发表于2010年6月8日《珠江晚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