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这件事，按理说只要不是蓄意陷害，有证据在手，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进行。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从大家的所见所闻来看，实名举报者的遭遇似乎不怎么好，比如说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比如说举报鞍山市国税局有关领导的李文娟，他们举报后的生活用颠沛流离形容也不过分。就算一些匿名举报者，日子也好不到那里去。山西稷山县的三名干部匿名举报县委书记，却被县委书记动用刑侦力量查明身份而获刑。

　　这样的事情听多了，就难免为广州市检察机关举办的一个活动而感到担心：广州市检察机关在全市设立了多个现场举报咨询点，欢迎广大市民上街举报贪污渎职官员。当然我不是为检察机关担心，检察机关有足够的权威，不怕打击报复。我是为举报者的命运担心，秘密举报尚且难逃打击报复，走上街头，暴露身份，让被举报的贪官知道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我不怀疑检察机关征集线索的迫切热情，但现场举报这样的做法，作为单位的一个活动和工作成绩写入年终总结中是可以的，实际效果则可想而知。尽管有媒体称“广州市民踊跃现场举报不畏惧被报复”，以“每个现场举报点人头涌动”渲染氛围，但其实涌动的人群中多是上访，严格意义的举报不多，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很多线索只是纯粹的申冤鸣不平，并不在检察机关的管辖范围内。”

　　可见，由于目前的大环境中，举报贪腐行为仍然是一件高风险的事，真正掌握有线索的人，不会傻到去街头举报，从而进一步放大这种风险。街头征集贪腐线索也就注定是一次创意十足、轰轰烈烈但又收效甚微的活动。对于权力机关无数诸如此类知其不为而为之的行为，广大人民群众用两个字加以总结：做秀。

　　因此，检察机关要做的不是走上街头征集举报线索，而是应该坐下来考虑一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举报人。本人喜欢看港片与西片，尤其喜欢警匪片，保护证人、线人是这些影片中经常出现的桥段，比如严格的保密措施，比如将一些重要证人重兵保护，甚至不惜为证人重新编制身份，让其隐姓埋名，平安终老一生。影片虽是虚构，却也有现实的根据，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保护证人的相关法律。其实，即使在西方法制健全的国家，举报不法行为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相关法律的存在，让这种风险大大降低，使得公民在面对不法行为的时候，平添不少举报的勇气。

　　而遗憾的是，尽管包括《宪法》在内，我国多项法律都鼓励公民举报犯罪行为，却没有任何一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这使得公民在举报犯罪行为时需要勇气倍增的同时，风险也倍增。但是打击腐败，又离不开举报。据统计，目前有70%到80%的腐败犯罪都是因为举报而得以发现和破获。同样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是：在向检察机关举报的人中，有70%的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打击报复。

　　制定这样一部法律当然不是广州市检察机关一家能办到的事情，但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去推动一下，总是可以做到的。保护举报人的工作做到家了，不用上街，线索自然也会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