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秋雨在南京大学演讲时提出，男性的第一魅力是责任感。他同时建议，为了打造男性的这种责任感，“毕业后不妨做一次干部”，他称自己曾从事６年行政工作，其间改掉了自己“知识分子的毛病，也就是完全不顾及社会效果”。何为知识分子的毛病呢？就是“躲在自己的书斋里没能出来，人文精神非常淡漠”。

　　余秋雨这段话令我联想到一桩事关知识分子的公案。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的人物余永泽显然就属于“躲在书斋里没能出来的”那一类，而林道静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毫无疑问，肯定成长为革命干部。后来林道静的原型也就是杨沫本人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就不那么走运，在后来的政治话语中，他即便不是反动的，也是落后的。

　　林道静或者说杨沫虽然是一位女士，但身上的责任感是毋庸置疑的，革命本身意味着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但问题在于，对社会、民族、国家负责任的方式是不是就是单一的，是不是非要革命或“去做一次干部”，“多参与公共事务”才可以？我想张中行晚年的成就作出了答案，当他拥有发言的权力的时候，终于打破大半生的沉默，文如泉涌，一部又一部的著作面世，这些富有学识、文采、哲思著作已经是中文世界宝贵的财富，不知给予多少读者阅读的愉悦。他没有走出书斋，极少参与公共事务，但你能说他没有尽到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责任吗？你能说他没有人文精神吗？

　　余秋雨“做一次干部”的建议，对于知识分子“毛病”的批评，都基于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观念：投身政治，说得时髦一点就是参与公共事务才是责任感的体现。在革命年代，参加革命是进步，余永泽式的人物则是落后的。时下，也要时时出来指点江山，或者当个干部管理公共事务，才能体现出责任感，否则就是“人文精神淡漠”。殊不知，社会分工不同，各人资质、抱负不同，治国平天下是一种责任，独善其身，修身齐家，完成好社会赋予的本职工作未必就是不负责任。社会需要有人为公众事务竭心尽力，也需要有人在各自岗位默默耕耘，而且正是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撑起了社会。

　　我同意男人的第一魅力是责任感，甚至想推而广之：责任感是做人的第一要义。但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责任，应该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应该轻易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