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邓玉娇杀人所用的水果刀当时并没有随身携带，洗衣服的邓玉娇能从容地从包里去取刀作案，可见当时对她的不法侵害“拉扯推搡”已经结束。这意味着，本案中正当防卫的前提都不具备。

     如果过度宽松地赋予公民未经法定程序剥夺一条生命的权利，会把社会引入一种反法律状态，使许多伤害和杀戮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对邓玉娇宽容会把社会引入“反法律状态”

                                  作者：郝建国

    按照刑法学的要求来研判邓玉娇杀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需弄清下列3个问题：

    一、防卫的紧迫性？
    紧迫性是构成正当防卫的前提。法学界一般认为，如果采取防卫措施是为不法侵害所迫，是在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的情况下所为，防卫即具有紧迫性；反之，则认为防卫不具有紧迫性。

    邓玉娇在受到“拉扯推搡、言辞侮辱”后，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使自己免受侵害？是不是只有杀人一条路？应该看到，事件发生现场还有其他人员（包括服务员），且梦幻城是一个正在营业的组织，邓玉娇完全可以求助她所供职的组织或同事，甚至只需大声喝止。当然，她也来得及报警，选择一个正常的程序维权。

    二、防卫的必要性？

    只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才使防卫行为成为保护合法权益的必要手段。不法侵害一旦结束，所谓“防卫”行为就变成了报复，当然也就不再正当。

    邓玉娇杀人所用的水果刀当时并没有随身携带，洗衣服的邓玉娇能从容地从包里去取刀作案，可见当时对她的不法侵害“拉扯推搡”已经结束。这意味着，本案中正当防卫的前提都不具备。不具备正当防卫的前提，“防卫过当”也就不能成立。

    三、防卫的限度？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指防卫行为应以制止不法侵害、保护法益的合理需要为标准，所造成的损害从轻重、大小方面来衡量大体相适应。
    根据侦查机关发布的信息，邓贵大等人对邓玉娇的不法侵害为“拉扯推搡、言辞侮辱”。“言辞侮辱”侵犯的是人格权，采用暴力防卫明显不合适。“拉扯推搡”侵犯人身权利，有一定的暴力因素，如果这种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邓玉娇有权防卫。但“拉扯推搡”仅为一般违法行为，因此相应的防卫权也就十分有限。目前侦查机关认定邓玉娇“防卫过当”，依据的正是这一条。

    以下是学者曹林对“正当防卫”的解释，供大家参考。

    法律对正当防卫有着严格的限定，如果严格依据法律的话，某些迎合了公众义愤的杀人或许就不能判定为正当防卫。如果凭着一种情绪轻浮地理解正当防卫，轻易将一种行为认定为正当防卫，那社会就很容易被

引导到这样的境地——人人都说自己是受害者，都辩称对别人的伤害是正当防卫。

    在正常的法律状态下，法律绝不认同一个人可以杀死另外一个人，而是坚决地反对并视之为最恶的违法。从这个角度看，正当防卫是反法律的，因此必须非常严格和谨慎。如果过度宽松地赋予社会这种权利，是对公民生命的不负责任，会把社会引入一种反法律状态，使许多对生命的伤害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附：（评论）邓玉娇内裤，民意对法律的“强奸未遂”
                                作者：满也  来源：中企新传媒
                    http://www.zhqycm.com/zixun/redianjujiao/200906/2606.shtml
   

     检查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对邓玉娇实施批捕，争吵了一个月之久的邓玉娇杀人案终于尘埃落定。但喧嚣仍然没有结束，追问内幕，质疑司法，搜寻细节，法学专家和平民百姓纷纷加入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法理论战当中。这是中国民意长期以来形成的惯性，一件事只要被舆论放大，大家必定会认为其中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死者邓贵大，是一个镇政府招商办公室普通工作人员，论级别，他连个像样的干部都算不上。邓贵大流氓滋事，罪不至死。这样一个人，也谈不上有什么光荣体面的“背景”。

　　在众多网民的推波助澜下，邓玉娇案件在司法调查过程中出现很荒谬的一幕：代理律师要求公安机关提供邓玉娇的内裤，作为是否“强奸未遂”的证物。因公安机关未予出示，律师通过网络透露消息，说他们的取证要求“遭到拒绝。”

　　我们回放一下警察到达杀人现场后的几个重要场景：

　　死于非命的邓贵大倒在血泊中，身中三刀。

　　伤者黄德智被刺伤右大臂。

　　两个服务人员在双方争吵过程中曾试图劝解，他们目击了邓玉娇杀人的全过程。

　　在以上现场条件下，警察对案件的第一反应只能是“行凶杀人”。从巴东县公安局最早发布的通报来看，两个现场目击者也没有提出邓贵大“强奸未遂”的任何证言。

　　既然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里，对案件的判断不是“强奸未遂，”就不可能收缴一个女孩子的内裤。而网络上关于邓贵大“强奸未遂”的疑问，出现在案件发生几天以后，再收缴邓玉娇的内裤显然错过了确定“强奸未遂”所必须的时效性。刑事侦查并不要求公安机关在第一时间内收缴所有杀人犯的内裤，如果巴东县公安局从一开始就没有收缴邓玉娇的内裤，他们拿什么提供给律师和网民？

　　邓玉娇案件在民意传播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层层包装和过滤，一些细节被放大，一些细节被忽略。譬如，从邓玉娇手包中发现一瓶能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网民便认定邓玉娇有心理疾病，要求为她进行精神鉴定。但很多人不知道，治疗抑郁症最常用的药品“黛力新”，对神经衰弱、神经功能紊乱同样具有疗效。又譬如，邓玉娇案件曝光初期，网上曾经流传邓玉娇的杀人凶器是一把发卡，后来流传成一把修脚刀，最后变成一把水果刀。在凶器的认定过程当中，网民显得很无奈，他们恨不得把邓玉娇描写到手无寸铁的程度，但公布以后的事实表明，邓玉娇确系持刀杀人。

　　邓玉娇案件背后的民意力量，已经盲目到让人惊讶的地步。对弱势群体一面倒的同情，对行政机关在公共事件中一面倒的怀疑，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情绪，越来越多的对司法公正产生影响。民间、网络、新闻，方方面面的言论势力所构成的民意倾向，对司法参与表现出盲目而且自我的浓厚兴趣，却意识不到自己在司法程序中的严重越位，这是很可怕的。当我们试图用自己的道德准则和同情心来取代法律审判的时候，法律的底线意义还存在吗？

　　邓玉娇内裤的本质，是民意对法律的“强奸未遂”。无论强势还是弱势，舆论力量一但强大到蔑视法治权威的程度，我们期待的法制社会只能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