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茶道思想是中日茶文化交流的基石

    虽然中日茶文化交流是全面和综合的，但是，由于文化是一种复合体，茶文化同样存在这种特性。因此，如果中日茶文化交流仅仅处于表层文化，那么，只能是粗浅的；只有深入到茶道思想，才是由表及里，由貌到神的交流。这里，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到底有没有茶道思想？第二，中国茶道思想有没有传往日本并为其接受？在这一部分，我们首先论述第一个问题，然后在下一节再解答第二个问题。

    首先，“茶道”一词的原创来自于中国，并不断有所发展。首次提出“茶道”概念的是比陆羽年长十几岁并精于茶事的诗僧皎然。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有句“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诗人谈及饮剡溪茶的感受，第一饮可“涤昏寐”，第二饮“清我神”，第三饮便达到“得道”的境界。最后在诗尾提出了“茶道”一词，这是富有哲理内蕴的词，与现代茶文化界对“茶道”的界定颇为相通。

    皎然之后，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也提到“茶道”一词：“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式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封演为天宝年间（742～755）进士，大历（766～779）中为县令。这一时期，正是唐代茶文化定型并兴盛的时期。封演之“茶道”兴于中唐，是由于陆羽专著茶书，对茶的功效以及煎茶、炙茶的方法进行了系统论述，并且创制茶具24种，后又经常伯熊的“广润色之”而得以大行的。《封氏闻见记》一书大都实录著者的所见所闻，可信度较高，内容可靠，但其所述“茶道”则重在饮茶之风和茶艺的推行。

    “茶道”两字的出现，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在晋代以后，茶成为日常饮料，文人雅士在品饮中感受到茶叶超出物质外的精神品性。如杜育《荈赋》的“调神和内”指出饮茶调节精神，和谐内心的功能。《晋书·桓温传》记“温性俭”，《晋中兴书》记陆纳事，《南齐书·武帝本纪》的以茶为祭，并且“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都体现出社会对以茶示俭的共识。这些，正是茶道思想萌芽的基础。

    民间素有“陆卢遗风”之说，而与陆羽并称的诗人卢仝，同样在他的诗篇中涉及茶道精神。他在《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中生动地描绘了饮茶的七个层次：“一碗入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作虽然是具有夸张色彩的文学语言，却与皎然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茶道思想”并非仅仅对“茶道”一词的解释，而是从哲理的层面，从精神的世界，来进行理性的思考和概括。与陆羽生活在相近时期的裴汶，在《茶述》的序言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论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裴汶所说的“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大多偏重于饮茶的精神作用和社会功能，与皎然的“再饮”“三饮”大体相近，均属于今天所谓“茶道”范畴，只是把这些功用作为并列关系排比。而在晚唐时期，刘贞亮更从理性角度对茶道精神进行概括，称之为“茶德”。在《茶十德》一文中，他将茶叶功效归纳为十项：“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疠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其中“利礼仁”、“表敬意”、“可行道”都属于茶道精神范畴。这里所说的“可行”之“道”，是指道德教化、美化人生和育化社会。饮茶的功德之一，就是有助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培育。这是以理性的思辨和简洁的语言将茶道功能提升到社会风习的最高层次，确为唐代茶道精神的最高概括。

    对于茶道精神的推崇，一直显现在中国各类典籍的字里行间。北宋吴淑（947～1002）的《茶赋》，铺陈讲述了诸多名茶及茶的典故，渲染了茶的功效，在行文流畅、语句优美之中，该赋特别强调：“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藓之利，其功若神”；“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吴主之爱韦曜，先沐殊恩；陆纳之待谢安，诚彰俭德”；“效在不眠，功存悦志”。这些，都属于精神世界。特别是宋代茶书中，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更是直面茶道精神：“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遑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致清导和”、“韵高致静”是对中国茶道基本精神的高度概括，提示出中国茶道的本质特征，是对中国茶道的一大贡献。

这种流风遗韵，一直绵延不绝。明代周履靖（生卒年未详）仿效西晋刘伶的《酒德颂》而写《茶德颂》，全文为：

有嗜茗友生，烹瀹不论夕朝，沸汤在须臾；汲泉与燎火，无暇蹑长衢。竹炉列牖，兽炭陈庐；卢仝应让，陆羽不知。堪贱羽觞酒觚，所贵茗碗茶壶；一瓯睡觉，二碗饭余。遇醉汉渴夫，山僧逸士，闻馨嗅味，欣然而喜。乃掀唇快饮，润喉嗽齿，诗肠濯涤，妙思猛起。友生咏句，而嘲其酒糟；我辈恶醪，啜其汤饮，犹胜啮糟。一吸怀畅，再吸思陶。心烦顷舒，神昏顿醒。喉能清爽而发高声，秘传煎烹瀹啜真形。始悟玉川之妙法，追鲁望之幽情。燃石鼎俨如翻浪，倾磁瓯叶泛如萍。虽拟《酒德颂》，不学古调咏螟蛉。

    这篇小品，写嗜茗之趣，颂茶德之功，重在“悟玉川（指卢仝）之妙法，追鲁望（指陆龟蒙）之幽情”。

    同为明代的吴从先也写有《茶德颂》，则又是另有深味。全文几乎通篇用典，处处紧扣茶事，描绘出“维悦志之灵根，鼓穆清于玉川，感知已于竟陵”的别样情怀，以及“邀素友”、“结清盟”的高士雅趣。吴从先有茶书一部，茶文一篇，自撰茶语十余条，采录茶事四十余则。从吴氏《小窗四纪》钩沉出《茗说》等茶文献的茶文化专家王河先生很有见地地论述到：“细观这些茶文献，我们可以得知，吴从先的茶论思想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清’：茶话为‘清语’，茶事为‘清事’，饮茶为‘清享’，品茶为‘清韵’。甚至，因地利之便，能品尝到刘伯刍七等之水，认为也是享‘清福’。在吴从先看来，正因为‘清’，才能茗碗相对，可免玄尘之想。”⒀吴从先的系列茶论，处处围绕“清”字，这也正是他理解和追求的品茗境界与茶道精神。

    中国文人真正接近于揭示茶道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的杜浚。他曾在《茶喜》一诗的序言中指出：

夫予论茶四妙：曰湛、曰幽、曰灵、曰远。用以澡吾根器，美吾智意，改吾闻见，导吾杳冥。

    茶之“四妙”，指品茶艺术具有四个美妙的特性。“湛：’指深湛、清湛；“幽”指幽静、幽深；“灵”指灵性、灵透；“远”指深远、悠远。这四者是品茶意境的不同层面，是对茶道精神的一种概括。所谓“澡吾根器”，是说品茶可以使自己的道德修养更高尚。“美吾智意”，是说可以使自己的学识更完美。“改吾闻见”，是说可以开阔和提高视野。“导吾杳冥”，则是彻悟人生真谛进入空灵的仙境。这正是饮茶的精神世界和社会功能，是茶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说，杜浚实际上已经给中国茶道作了很好的总结，揭示出中国茶道的实质。    既然对中国茶道和茶道精神的论述，绵延近千年，那么，为什么又有的人认为中国没有茶道，或是认为没有茶道思想呢？这里，存在着一些“误解”。而这些“误解”，又是基于中日茶文化的比较才产生的。

    “误解”之一，是认为关于茶道思想和精神的论述，必须围绕或出现“茶道”二字，非如此，则不是有关茶道思想的阐述。有学者认为：“在宋徽宗之后，中国的茶道观念没有得到继承和发展，没有一部茶书谈到茶道问题。”“反观此时的日本，茶道已经发展到很成熟的地步。”日本学术界一贯认同“茶道”二字出自于中国，而且，真正围绕茶道二字的论述，日本也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么早。⒁l906年，在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日本艺术评论家冈仓天心用英语写成《茶之书》时，就明确写道：“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到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从那时起，他就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在为该书中文本作序时，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藤田一美又强调：“众所周知，茶道发源于中国的唐代。”⒂日本茶之汤文化学会会长仓泽行洋教授在《“茶道”考》一文中说：“在日本，拥有能称为‘茶道’的内容的茶法是于十五世纪诞生的。为其诞生而尽力最大的著名人物是珠光，进入十六世纪后，在绍鸥、利休等杰出茶人的努力下，日本茶道得以进一步地发展，从而成为兼具深远的哲理和丰富的艺术表现的卓越的综合文化。‘茶道’一词大概自这时起已开始使用，但真正广泛普及使用则是进入十八世纪以后的事了。”⒃仓泽行洋教授很谨慎地使用了“大概”一词，并且明确指出“茶道”一词“广泛普及便是在十八世纪以后”。

    在《日本茶道文化概论》的引言《茶道解》中，作者论述道：“让我们还原到‘茶道’这两个字的字义上去，将茶道称作‘茶道’是明治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茶道称作‘茶汤’。茶汤是佛家奠茶、奠汤的略语。这种佛家仪式的茶汤，日文诗作‘ちやとぅ’。为与之区别，茶道读作‘ちやのゆ’。茶道在千利休前后的时代还被称作‘數奇（すぎや）’。”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明治时期是指1868～1912年。如果根据这个时间定，依照没有“茶道”二字也就没有茶道思想，岂不是说千利休时期也没有茶道思想吗？作者还进一步指出：“由于茶道不同于其他艺术的自赏性格，使茶道自己一直缺少自称为艺术的自信。多少年来，致力于茶道实践的人层出不穷，而作为旁观者，冷静地观察、研究茶道的人却十分罕见。给茶道下定义，全面地论述茶道，是近年来才有的新事物。”⒄并且，日本学者对于“茶道”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的。该书征引中介绍：谷川彻三先生从艺术的角度，认为茶道是以身体的动作为媒介而演出的艺术；久 松真一先生从宗教的角度对茶道下的定义是：茶道文化是以吃茶为契机的综合文化体系，茶道文化的内核是禅；另一学者熊仓功夫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主张茶道是一种室内艺能，它通过人体的修炼达到个人陶冶情操、完善人格的目的。这些表明，就连对日本茶道的理解至今也存在分歧。

    “误解”之二，“直到明代张源《茶录》才出现‘茶道’一词，但却是：‘茶道，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这里的‘茶道’仅仅是制造、贮藏、沏泡等技术要求而已，并无品茗悟道等精神层面的内涵，与现在茶文化学上的‘茶道’概念无关。”《茶录》写成于公元l595年前后，l500字，内容广泛，包括采茶、造茶、辨茶、藏茶、火候、汤辨、汤用老嫩、泡法、投茶、饮茶、香、色、味、点染失真、茶变不可用、品泉、井水不宜茶、贮水、茶具、茶盏、拭盏布、分茶盒、茶道等。这本“内容广泛”的茶书，是在各种茶事详细介绍后才用“精、燥、洁”来概括茶道的，本意只是喝好一杯茶。其实，这种思想也是与日本茶道思想相通的。被视为最能反映千利休茶道思想的《南方录》就说：“小座席的茶汤是以佛法修行得道为第一事也，以家居结构、食物珍味为乐的则属世俗之事。只求屋不漏雨，不至于饥饿也是佛祖之教。茶汤本意，打水拾柴，烧水、点茶；供佛施人，吾也饮之；插花烧香，全为效法佛祖之事要学也。”⒅“茶汤本意，打水拾柴，烧水、点茶”，这正好与张源的“茶道”是一致的。

    “误解”之三，千利休制定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四规。“至少于公元l6世纪后期，日本茶道高僧千利休就已集茶道之大成，制定出茶道的基本精神——茶道四规：和、敬、清、寂。一直延续至今，奉为圭臬。”但是，这一结论，也存在很多疑点。“和敬清寂”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四谛、四规、四则，是日本茶道思想的最重要的理念。尽管《南方录》中记载了众多表达千利休茶道思想的言语，但更多的是谈“如何喝好一杯茶”，以物化的东西来表现茶道，找不到任何直接谈到“和敬清寂”的字眼。⒆在《日本茶道文化概念》一书中，作者在谈到日本学术界解释日本茶道的思想经常使用到的三个概念时，对“一期一会”、“独坐观念”分别明确指出出自江户末期井伊直弼所著茶论《茶汤一会集》，并摘录了原文。但对另一重要且更为人所熟知的概念——“和敬清寂”，却并未确切指出其出处，仅说到：“和敬清寂四谛的形成可追溯到村田珠光的时代，400年来，一直是日本茶人的行动指南。”⒇但《茶史漫话》一书中却有明确论述：“千利休不惜以身相殉的茶道文化，究竟是什么呢？后世人以‘和敬清寂’概括其境界。”“作为利休茶道核心的人生观，就是酷爱和平，人与人相爱，人与自然谐和，茶器的协调等等。素朴最洁，奢侈有害，生活态度恪守清寂。因此，后人将利休的精神归结为和敬清寂，从而流传至今。”[21]《茶史漫话》是日本茶道文化协会1979年出版的《吃茶养生与和敬清寂》的节译本，原书作者森本司朗为该协会的负责人，他既如此说，自有他的道理。如此看来，认为是千利休提出“和敬清寂”四字作为日本茶道精髓的概括，起码目前是有异议的，这四字很有可能是后世人概括其茶道境界而归纳出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和敬清寂”四字的源头是在中国。这种说法，见之于曾任日本临济宗大学（现花园大学）教授的伊藤古鉴于l966年首次出版的《茶和禅》一书：

茶道的精神特性是什么呢？是喝茶的自然方法。那是精神层面的东西，虽然说不清楚，却于深处藏着使人觉得深刻而高雅的文化。

    村田珠光称之为“谨敬清寂”，千利休则称之为“和敬清寂”。但是，这是否由珠光最早所提倡，没有确证。有一种说法，这是宋代的白云守端禅师（1025～1072）门下的一位叫刘元辅的人，在五祖山丛林讲丛林荼禅四要谛的时候，用来说明禅茶的话。“和敬”是道德，“清寂”是宗教。“和敬”是与佛法相通的话，“清寂”是特别能感受禅味的话。

不管怎么说，茶道的精神特性不是用语言所能说明的，只有真正地打开禅之心眼，才能将其特性一个一个地找出。[22]

    所叙“和敬清寂”源于中国，还有待于更多的考证。这里，仅是“立此存照”。

经过对历史典籍的梳理，中国首创“茶道”一词，并在古代已有众多的关于茶道思想和茶道精神的论述，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尚存的一些“疑虑”、“疑问”，以及“误解”、“误读”，只是将其摆在这里，以便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以期能够真正得到问题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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