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看到这样的好文章，今天在博友处看到，感觉文字的珍贵，更感觉思想的深刻。今天，人们难得说思想，好像一提思想一词，这人有点犯傻，让众人笑话。可我们这些喜欢文字的人，很难去屈从众人的。每当遇到这个问题的碰撞，我都很难脱身，最后告诉自己，还是“我写故我在”吧。转载和复制下来，主要是想自己收藏和有时取出再读，博客的公开，也让来访的朋友有幸一览。

该文转载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56c530100djxc.html    真诚感谢！

 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  上                  

柳和城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档案的原始史料价值素为研究者们所注重。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出版机构，从清末到民国曾有过数度“黄金时期”。它的出版物在海内外影响深远，至今不衰。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它是绕不过的“宝地”。近一二十年来，对商务印书馆及其领军人物张元济、王云五等的研究方兴未艾，硕果累累，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可来自老商务档案的却不多。历史上，商务多次遭受劫难，档案文书散失不可避免，然而似乎远未到“丧失殆尽”的地步。近年有两批老商务档案现身，就是明证。

上海市档案馆新开放的档案中，有三卷“上海市机电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五一电机厂”的卷宗。封面分别题写为：“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的社会关系与张的通信”、“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帝等文化部门的书信联系”、“关于伪商务印书馆前总编张菊生与日、美帝等文化部门的信件来往原稿原件”。标题怪吓人的，全是整人的味道。每个卷宗都有一百多页，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没有一件跟“电机”有关，全部是商务印书馆的文书档案！内容包括张元济与朱希祖、陆徵祥、刘承幹、张钧衡、胡适、郑贞文、马宗荣等，以及日本友人长泽规矩也、宇野哲人、诸桥辙次、吉川幸次郎等的通信。其中以张与朱希祖和日本友人的通信最多，相对也比较完整，因此格外令人瞩目。1928年张元济赴日访书，后来影印一大批国内早已失传的古籍珍本。这批档案有两卷以上内容记录了艰辛曲折的影照过程，以及成书之后寄赠日本友人的情况。当年在日本影照古书与照相师订的合同副本保存完好。这批档案可以填补一段鲜为人知的中日两国民间文化交流史的空白，弥足珍贵。另外，鲍咸昌、任绳祖、姜殿扬等商务人员给张元济的信也与印书有关，无疑都是珍贵的商务馆史文献。

档案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从“革命委员会”、“伪商务”、“日帝”等字眼，不难看出这些材料归集于“文革”年代。装订极其紊乱，想必经办者根本不懂这批信件说的什么。也许由于涉及“日帝”、“美帝”，才没有一把火烧掉（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感谢经办人）。这批档案由上海市档案馆接收于机电一局有关部门，原档来历不详。

上述档案现在已经得以整理和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丛刊已陆续刊出；数十封张元济信札也由张人凤先生编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即将出版。如果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的话，那么，另一批流入市场的老商务档案已经散失，令人痛心！

图为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出售的张元济毛笔信札

不久前友人相告，网上有张元济书札拍卖，且有手迹照片。查“孔夫子旧书网”“名人手札”栏目，果然有二十多封张元济信札。其中致袁同礼、赵万里、马衡等商务馆外人士均为信稿（用商务印书馆信稿纸书写的信件底稿，有些非张元济所拟，张改定后签发。信稿当存于商务档案中），致王云五、李拔可、史久芸、戴孝侯几位商务同人则都是原件。再有几通张批注的馆外来稿来信和馆务报告等，更不是私人信件，而是商务档案。另外，笔者在网上搜索到郑振铎、郑贞文、马宗荣等几位的信札，收信人也是史久芸、王云五或李拔可——当年商务总管理处负责人。另有孙伯恒、俞渊、武云如几位老商务外地分馆经理，写给上海总管理处的工作信件，也成了拍卖品。还有一份1949年12月12日由商务总经理陈懋解与“新民主从书社”郑振铎签署的出版合同原件，惊现网友博客。据收藏者2006年的留言：“此件系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办事处1955年从档案中找出，移送给北京总社的。”他不认识陈懋解签名，征求认识者。跟帖中有人告诉他陈的姓名与身份。显然，上述“名人手札”与合同原件同出于商务印书馆老档案。网上显示“成交”信息，大都已有一两年时间，推想恐怕有更多的信息早已被删除不可复见了。现在名人手札拍卖行情年年看涨。一页只有几个字的便条都可拍出一二千元。张元济手札是抢手货，起拍价二千，成交三四千甚至更多，并不稀奇。利益驱动，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这批应该原藏商务印书馆的老档案，断然不像流散于外的“抄家物资”，而是近年才由某保管处流入市场的。说实话，如果你不研究出版史或商务馆史，收藏一二封信有什么用呢？无非等待升值，待价而沽罢了。可惜一批有用的史料，从此支离破碎，浪迹天涯，再也无法汇集一起加以研究利用了。如今网上刊有张元济手迹照片的信件，已都由张人凤兄与我抄出，也将收入《张元济全集》“补遗卷”。其他已删除或未上网交易的档案原件，只能等待其将来现身了。

   据说北京潘家园常能淘到各出版社流出的档案文献，名家信札琳琅满目。这些商务印书馆老档案七八十年前的老档案来历是谜，也是被“处理”出来的吗？我想，今日商务的当家者们不至于会糊涂到变卖自己老祖宗的家当吧。他们的馆史室觅还来不及呢！如果不从公家渠道流出，就只能是个人或因缘凑巧，得此资料，或另有门路，化公为私，以其市利。那么，谁能帮我们揭开老商务档案散失之谜呢？

 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 下

                                         柳和城

通过北京友人帮助，我昨日与北京的F先生取得联系，并通了电话。他答允寄来我所要信札的复印件。我又告以《张元济全集》与《张元济年谱长编》等事，F先生表示愿意帮忙。

谈起他手上那些信件的来历，令人震惊！“商务印书馆老档案散失之谜”，已经可以揭晓！这并非一二人小偷小摸所为，完全是一群败家子——无知决策者的“企业行为”。F先生是2002年从潘家园文物贩子手上购得两大批，每封信几百、上千元不等，共花了35万元之巨！他曾经因缺少资金、眼睁睁被他人购去者则更多。他估计这一大批散出的档案会有数千封以上。他还亲眼见到成捆成捆《辞源》的底稿，上面清楚地显示着许多张元济批注！有一个台湾来的商人抢去不少，不久又分别倒卖给他人。

经F先生了解，潘家园出现的大批老商务档案，来自北京卖破烂的一帮子人。这帮人则直接收购自王府井的商务印书馆本部！原来存放在那里地下室的大批旧档案（大约就是传说中当年从上海运去的几十大箱“账簿”吧），因盖新楼没处安放，竟真的当破烂卖掉了！当时F先生曾打电话给商务馆里提出责问。你猜怎么回答他的？一位“管档案”的人电话里说，那全是过期的旧档案，上面不都写着保存十五年吗，现早过了时间，我们处理没有错。此人还振振有词地搬出《档案法》来解释。还说：你如果嫌贵，就别买么。据说那时候《中华读书报》上有过报道，商务有人还去信“回应”呢。

F先生气愤地说，现在商务大谈得不到好书稿，这些历史档案整理出来不是很好的书稿吗？却被自己当破烂卖掉了。此言甚确！

F先生告诉我，以前他送给你复印件的几封张元济致严复的信稿，来自一个“股东来往”卷宗，张亲笔信不止这几件，还有许多陈叔通起草的信稿。这一卷宗似乎已为F先生所得。如果确实的话，那么一封年份绝不会是张树年所添加。F先生说，他买到张元济的信很多，写成文章只有一部分而已。他表示会整理出来，如果我们需要，可以提供复印件。因为初次交道，他又说有很多件，我不便马上提出过分要求。等你回沪之后再从容商议，应该多多与他联系，争取让更多散失在外老商务档案里的张元济文稿得到抢救，整理问世。我现在担心是，这些是否来得及编进《全集》与《年谱长编》。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张元济手迹

大批资料从商务大批流散而出，却由我们几位势单力薄的个人少量“回收”，再交给商务印出，实在是绝大的讽刺啊！张元济等商务印书馆的老前辈们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跳将出来，大喝一声，敲打败家子脑壳的！

老商务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半部中国近代出版史。它的大量原始档案没有毁失在“一二八”、“八一三”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没有毁失于“文革”浩劫，如今却被一群号称的“文化人”当破烂卖掉，成为一些商人牟利的东西，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悲哀！

像F先生这样学者型的收藏家并不多见，由他们收藏一部分，已是极大幸运了，但恐怕还只是少数而已。我们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所见的那一些，更是冰山一角罢了，更多的东西早已散失，无法复见了！我等只能为之浩叹！

                                               200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