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孙云生先生感于几十年师生之恩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地方，所以在病重之际，嘱托孙凯，将自己与大千先生的这段交集岁月留载于册，并将中断几十年的大风堂画脉再度存续。这才有孙凯先生回内地寻找出版社出书的这段故事。

“大风堂丛书”出版记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 李雪洁

2007年春的一天，我与一位同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闲聊时聊到有关张大千的书。“张大千”这个名字，对我们并不陌生，他被公认为中国“近现代第一画家”，被徐悲鸿定为“五百年第一人”，有关他在敦煌的事迹，于电视、杂志中也屡被提及。所以当时我想，以张大千为题材的出版物应该不少。不过，出于一个编辑的职业习惯，我还是随手在互联网上进行了搜索。结果不搜索不知道，一搜索让我大为疑惑，也非常惊讶。在新中国成立的50多年间，有关张大千的出版物寥寥无几，仅有的，也都是一些他早期绘画作品的合集。进一步了解我才知道，张大千1949年之后就离开祖国，漂泊海外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返回台湾定居。信息的闭塞与时空的隔离，加之其他一些原因，让这位中国近现代画坛上的大师遭到了出版界的冷落。我对这个结果还是将信将疑，专门去图书大厦进一步了解，偌大的艺术类书籍展柜上，果真找不到有关张大千的一本专集。我又把这个情况向几位老编辑介绍了一番，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和我一样兴奋，一样激动，一样为这个选题而感到振奋，我们都觉得一定要把这本书留在我们出版社。当时已经6点半，其他同志早已下班，不过总编杨耕老师一向下班晚，应该还在，我们商量后决定，趁热打铁，赶紧把这个选题向领导汇报。就在杨老师的办公室里，这个选题得以确定。这样，张大千先生的“回归”，便注定要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来实现了。

这套书的推动者是来自台湾的孙凯先生。他与大千的渊源说来话长。当年大千名满中国，创立“大风堂画派”，旗下弟子众多。但是之后张大千离开祖国，先后在印度、阿根廷、南美定居，其弟子也先后与之中断了联系，仅有一位弟子47载追随大千，这个人就是孙凯的父亲——孙云生先生。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曾说过：“大风堂及门，无虑百数，然唯孙君昕夕相从，执弟子礼甚恭，侍笔砚唯谨，得心传独多。孙君随大千先生转徙，历经大吉岭、日本、阿拉斯加、巴西、美西，绝徼重洋，凡数万里之遥，始至台员，卜居摩耶精舍，星霜无改，以迨于最终大千先生上仙，孙君心丧素服，视师如夫，论者谓有张师之仁至，斯有孙生之义尽焉。”孙云生先生感于几十年师生之恩有很多值得书写的地方，所以在病重之际，嘱托孙凯，将自己与大千先生的这段交集岁月留载于册，并将中断几十年的大风堂画脉再度存续。这才有孙凯先生回内地寻找出版社出书的这段故事。孙凯先生以传扬文化为最终的目的，我们出版社也希望浓墨重彩地迎接大风堂的归来，所以在这套丛书的定位上，我们取得了高度的一致。

其一，将大风堂丛书做成不称为张大千“全集”的张大千全集。张大千是诗书画印俱佳的传统文人画家，一生佳作众多。海内外也有出版张大千画集的，但是，这些书籍均未能称为完整，因为张大千的近千张“粉本”，全部留给了孙云生，几十年里从未公诸于世。此次，孙凯先生受其父的嘱托，第一次将这批珍贵的粉本出版，与张大千已经发表的画作两相配合，两相印证，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这位绘画大师的艺术功力与才情。这一点，读者可在《美丽的粉本遗产——张大千仕女册》一书中得到真切的感受。而在《绝美的生命交集——孙云生与张大千》一书中，由孙云生先生口述，朱介英执笔，第一次向内地读者介绍了张大千后半生漂泊海外的经历，解析了大千绘画许多秘不外传的技艺；并深入张大千的内心世界，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大千绘画技艺与敦煌之行的关系；讲述了大千与禅宗的不解之缘，解密了大千对于仿作与伪作的价值观，为我们理解大千所取得的绘画成就，另辟了一条蹊径。北师大社除了首次推出的两书外，还将陆续推出四个分册，分别是《张大千人物册》、《张大千敦煌册》、《张大千花鸟册》、《张大千泼墨泼彩山水册》。6个分册各有各的精彩，值得读者期待。

其二，追求装帧设计与印制的极致之美。大千的粉本，美在线条与质感；大千的泼墨泼彩，美在淋漓的墨迹与炫目的色彩。如何不失真地表现这些作品，是我们在装帧与印制时最为关注的问题。为此，美术编辑部对全部的几百幅画作、粉本一一进行了修图；印制管理部更是不远万里从国外进口特种纸，花费比普通铜版纸印刷品贵4~5倍的价格，就是为了能够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大风堂绘画的独有魅力。

其三，追求文字的准确无误与语言的流畅和通俗。在编辑加工这套书的过程中，遇到的文字问题比较多，有语法的误用，结构的重复、用词的不当，等等。一一改正、理顺实属不易，首次编辑加工就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之后经过了7次通读，5次校对，1次审读。千锤百炼之下，全书文字已经流畅、通顺，与画作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