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交崔卫平先生的一篇课堂作业，我实在提不起兴趣去搞懂什么是“新批评”，只能任性般的胡写些东西交上去吧，想来以崔先生的胸怀，不致会为难我。

再读王小波《思维的乐趣》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我在读到王小波这篇名为《思维的乐趣》的散文后自己内心的那种焦虑和恐惧，如同Woody Allen的电影《性爱宝典》中Woody Allen自己扮演的那只精子，在即将被发射出之前的一刻，对自己即将面临的一切毫无所知所产生的一种莫名恐惧和内心的焦虑不堪。甚至我一直怀疑自己之后生活里也变得如Woody Allen那般说话絮絮叨叨，绕来绕去。回想起来，这种转变或许并不是因为自己几年电影制片经历而让自己变得琐碎，其实是自己对王小波这片散文着了魔。

我很能理解王小波这篇散文中那本《变形记》的遭遇，就我自己儿时的体验，能与那本《变形记》相媲美的是小时候自己拥有的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当然，在我生活的年代，哪怕是自己的童年时代，自己从来不会真切体会到不能思维带来的痛苦，但如同王小波父亲一样，热爱学习，非常努力，却很少得到乐趣的体会却是极为深刻的。比如，我从小对理科就没有好感，在高一的一次的其中考试，我的数学竟然只考了39分，虽然那次班上总共只有4位同学及格，其他大半同学都在50分以下，但变态的是，那4位及格的同学里竟然还有一位考了95分以上的高分。对于平常学习努力，成绩一贯还算不错的我，这种打击带来的痛苦自然不会少。直到多年之后，那位考试将近满分的同学最终被保送到了北大硕博连读高分子物理专业，自己心里才算稍稍有些平衡，据说这位同学目前跟导师研究的项目主要是关于核武器在地球表面引爆后，对地球表面物理环境的影响和改变等等。

回头说我的那套《十万个为什么》，记得那是当时同学间的最热门读物，由此可见相对于王小波插队的经历，自己是过于幸福了。我当时自己很奢侈地买了一整套，记得好像有14本之多，而且好心的总是借给班里同学看，而且大家一起讨论书上的各种问题，比如如何解释人的“右利”现象，为什么下雨前燕子总会飞得很低等等。自己在生活中，不断的总是以这套书上讲的做为标准到生活中做各种实验，这在当时，大家总是乐此不疲。如果说思维的乐趣的话，那是我活到至今回想起来，学习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快乐的一段日子。

二

王小波说，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变得浪漫起来。现在越来越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容易变得浪漫起来的人，因为自己实在不懂得太多，而且自己这种浪漫变得愈演愈烈的原因是自己总是满足于做一个“知道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

同王小波一样，这种感觉在刚入大学的时候感觉尤为真切，只是最近一两年对自己的这种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可能有还要说到自己的专业，我自己本科读的是管理系的制片发行专业，四年中所涉及的专业可谓“五花八门”，庞杂得很，从电影“表导摄美录文学”各个专业都有相应的课程外，各种以经济、管理类为名义的课程更是一大堆，所谓要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全才”。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因为对电影基础的热爱，很容易就变得激动起来，而失去了理性的控制与辨别，狂欢般地疯狂在学校上了很多课，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作业，和同学一起拍了很多短片，也做了很多校外的实践。我承认，大学的四年是快乐的，因为不仅能有思维的权力，更有自由思维的空间。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快乐与自由是否因为没有合理的疏导和控制，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大自由”的窘境。庆幸自己陷入的并不是尼采所指的“无所事事”的“大自由”，恰恰相反，过于忙碌，抓不住生活、学习的重点可能是一种更可怕的境遇。

三

果然有必要对自己的前三分之一的生命进行必要的反思：快乐是每个人生来的本能需要，那问题是，我们自己真正需要和能够掌控的快乐是什么？王小波说“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由此，我更是发现自己以往在追求“思维的快乐”的过程中，无一不是真正的暴露着自己的本质问题——功利。

对于功利这个问题，可能到现在我也没有完全搞懂，一个人怎么就算他是功利，或是不功利呢？我自己一直认为功利其实应该是抛弃了日常的善恶标准、是非判断，只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我能想象出或许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有这样的人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所以，思维带给自己的另一个巨大恐惧，就是我自己是否已经是，或正在变成这样“功利”的一个人。

有几个痴迷星座的朋友都跟天蝎座的我说过，说我做事具有严格的计划性，并且做事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真的是这样吗？我倒自己觉得如果以前还能谈得上些许如此“天蝎气质”的话，那最近几年随着在社会上的打磨，这种“狂放”气质正逐渐离我远去。这里不能不提到我中学的同桌，是一个极度聪明的天才男孩，但他的问题可能就是我的星座朋友说的那样，生活太有计划性了，甚至到不近人情，每天给自己的制定的学习计划一定会去完成。当然，他学习成绩自然很优秀，最后高考他考了我们那个城市市区的文科状元，去了一所有名的外国语大学，现在已经在美国读研究生一年多了。我想，自己可能做不了如此这样的人，从我大学本科四年“五花八门”的功课，到后来不断地再到社会上实践，此后又转回学校继续读书的整个过程，于我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懂得做事总要知道何时需要变通。所以，在当我意识到那种“极度的功利”的可怕的时候，我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去避免它。

四

如果有人问我是否曾经有过梦想，我会毫不犹豫告诉他说当然有，而且有很多，特别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梦想，比如“我要到月亮上看地球的升起”、“做一名时装设计师”等等。关于梦想做服装设计师，可能我从小穿的大多衣服都是母亲自己动手给我做的，这倒无所谓，但要命的是并不是最初就是给我做的，而是给我姐做的，我只能穿她穿剩下的，结果总会发生我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或者是粉红色的短裤去上学，在同学的取笑中逐渐变得脸皮刀枪不入，回想起来原来自己从小就在接受如此的“挫折教育”。这种窘境终于随着自己变成家里最高的个头后才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自己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衣服了。

儿时的梦想很多，甚至一直到了中学时代，不但有很多奇怪的梦想，我还把所有的梦想都逐一写到了一张我父亲曾经兼职的单位的便签纸上，而且按时间段分类，分别标注成“二十岁之前要做的事”“三十岁之前要做的事”和“七十岁之前要做的事”——看来我当时觉得自己在三十岁到七十岁之间可能会无事可做，但多年后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写完后整齐地叠好，放到铅笔盒里，每天上下学都带在身边，而且时常就会拿出来翻看，美梦胡想一番，再满脸挂着满足的微笑把纸叠好，放回到铅笔盒里。直到来北京大学，不单这个纸条，我连装这个纸条的铅笔盒也都一路带到北京，好像不愿让那些梦想离开自己。但上次再次看到这张纸条，是上次搬家时，我不经意的打开又翻看了一次，让我惊讶的是，里面好多梦想都在规定的期限内我自己竟然都已经实现了。这就足够让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实在是太幸福了。而且同时也发现，那些被归到“七十岁之前要做的事”其实改成“一百五十岁之前要做的事”都不为过，因为都是类似“要在月亮上看地球升起”这样的梦想，估计这辈子只能去慢慢的去“梦”了。如果把我有一个能保存几百年的保险箱，我唯一想保存下来的就是写满我儿时梦想的这张字条。

至于现在，我变得越来越不愿意提及自己的梦想，不是因为已经抛到脑后，也不是因为梦想过于不切实际，而是我不想被自己的梦想所钳制住，而丢掉了生活中思维的乐趣。其实就是自己也不愿做王小波父亲那样的人，其实王小波父亲和自己父亲一样，在那样的时代中，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大家的遭遇本不会有太大不同。我自己当然梦想有一日也能成为Weinstein兄弟那样的制片人，但实际上我自己也同样趋向于悲观，我不会因此把自己生活变成关于一切跟电影有关的垃圾场，我还是要过脚踏实地的生活，即使可能研究生的课程跟实现我的梦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即使我每天的工作做的都是无聊的电视剧，但至少我的思维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我不想以任何借口对自己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

五

时值今日，我最大的困惑可能就是上面诸多疑问的总和，我对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怀疑，或者换句话说，一个人怎么样就能算做知识分子了呢？如果说批判是衡量标准之一的话，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但或许以知道如何获取思维的乐趣为目标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去尝试和探寻。所以，有的时候我能感到快乐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过去仅有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还算遇到了一些能让自己觉得痛苦的事。现在看来，如果我一直如同小学时兴奋般的通读《十万个为什么》那样长大，到现在或许我不会有任何话想讲，看到王小波的这篇散文也不会有任何的惊恐和焦虑。所以，有痛苦才有快乐，思维只是游走于两者之间的管道之一。

关雅荻200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