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曾经分成两门课

    语文从来就是第一主课，即使民国时代叫做什么“国语”“国文”，也还是只有一门课。但就在我上初中的1956年，语文课破天荒的分成为两门课——“文学”与“汉语”，由两位老师分别教。
    我至今认为，这种分法太科学了，对我们一代人受益终生，我甚至喜爱到这种程度：中学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一直保留了好几十年，经常翻阅，至今还藏在我的书柜里。

我的珍藏
 
    据《文史天地》2014年第一期王淦生《新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一文说：“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中国当时的语文教学状况，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进行分科教学。”可知，当时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避免“政治说教太多”。
 

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

    既然叫做“文学”，选材就很自然地偏重课文的“文学性”“艺术性”，而不是之前或之后语文课本所偏重的“政治性”“阶级性”“斗争性”。
    所以，我们的文学课本中有大量的古典文学名篇，而且全放在前面。包括从诗经开始的古代诗词歌赋、散文、论文、戏曲、小说，各种体裁无所不包，许多都是文学史上的代表作。这些起码要占课本的一半。这些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乳汁哺育了我们。
    初一文学课本书中的《唐诗十首》集中了唐诗最精华的作品，比如王之焕的《登鹳雀楼》、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等，我是第一次接触到唐诗，震撼极了，我们老祖先居然有这么瑰丽的经典！这十首诗便永远刻在了脑子里。
    还有一些课文只供学生阅读，也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比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群英会蒋于中计”、“错斩崔宁”、“刘玄德三顾茅庐”，等等，看了又看，百看不厌。
    尤其那篇《岳阳楼记》更是美得令人陶醉，不由得就背了下来，我和弟弟简直那这篇当做背诵玩具，轮换着用普通话，用天津杨柳青话，用河南话背诵，都能产生不同的喜剧效果。这一背就是一生，到现在还能倒背如流。

当年爱不释手的课文《岳阳楼记》，尽是我乱画乱写

    另外，即使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也大多是名篇，注重文学性，比如鲁迅、茅盾、赵树理等名家的小说、杂文，郭沫若、艾青等名家的诗。尽管有一些篇目包含阶级斗争的内容，比如周立波的“分马”（选自《暴风骤雨》），但可读性也很强，东北“大茬子话”令人捧腹。
    就连文学课本里的插图也非等闲之作，均由连环画大家刘继卣、王叔晖等绘画，充满了艺术魅力。
 

《社戏》插图，刘继卣画

《孟姜女》插图，王叔晖画


《牛郎织女》插图，王叔晖画

    另一门课“汉语”就更令我们受益非浅了。以往和以后的语文课本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那些语言学知识都是零散地附在课文后面，很不系统。而我们学的这门课既然叫做“汉语”，它就理所当然地把所有语言学知识系统地，条理化的教给我们，给我们的感觉更像一门科学知识。
    正因为系统学了汉语，我才分清了什么“名、动、形、数、量、代”等实词和“副、介、连、助、叹”等虚词，也分清了“主、谓、宾、定、状、补”之类句子成份。甚至连“明喻、暗喻、借喻、借代、夸张、设问、反问”等修辞方式也略知一二。
    给我们教汉语的是单尔宾老师，当时是一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大学生，知识非常系统，讲述极有条理。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判的作业，不是简单的打叉打钩，而是用红笔写了一条批语：“你认真想想，‘的、地、得’这三个字究竟有什么区别？怎样用法？”老师不讲，让我自己查书自己搞懂，其结果比老师讲还管用，记了一辈子。
    这些汉语书我也一直保存着，也许您想不到，我是当笑话书看的。那些年月整天阶级斗争，轻松幽默的笑话书几乎绝迹，而汉语书中举例的那些病句就成了我的相声段子。
 
    不幸的是，到1958年，这项有意义的“语文课一分为二”的教育实践戛然而止，两门课合而为一，又恢复了突出阶级斗争的“革命传统”。到1959年，我已经领到了高一的文学课本，但没有按这个课本上课，又重新发了另一套“革命课本”。这本最后的“文学”就成了我永久的收藏品。这本书全部为古典作品，一篇现代政治的东西都没有，干干净净。

从高一文学课本目录可看出，全是古典名作，一篇现代政治都没有

    新华社《瞭望》周刊副总编陈四益先生指出：“在我的经验里，觉得编得最好的一套课本，是高中时代使用的由张毕来先生主编的高中《文学》。从《诗经》起始，迄于现代，《楚辞》、《史记》、《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小说，一脉贯通，选的都是名篇佳作。一路学来，不但有文学的享受，而且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也有了基本的概念。”
    我们从现存的高中“文学课本”目录可以看出，第一册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第二册为唐五代宋，第三册为元明清，第四册为现代，第五、六两册还没来得及编就已经被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