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万册图书分类
我这一生真是杂七杂八,从事过不少互不搭界的工作。学的是物理,工作后先干美工,后来又搞科研,玩电脑。当年在南疆小县文化馆工作,实际上很杂,摄影也兼着,物理也偶尔教教,甚至还搞点建筑设计。小县的文化馆跟图书馆是一体,所以图书馆工作也得兼顾,整个一个万金油。
文革前县图书馆有一些图书,不过几千册,大多是小说,文&革一开始老馆长一把锁封了起来,以免红&卫&兵给烧了。文&革后文化事业复兴,再加上科学的春天,大批老书重新出版印刷,又有大量新书面市,年轻人读书成为一时风尚。文化馆经费充足,购进了大批图书,不几年就达到了数万册。书一多就产生了分类问题,不分类简直没法查找。
这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上级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组织各地图书馆人员去省城进修,学习最新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
说是文化馆,实际上当时只有我一个知识分子,有文化的老馆长调回内地,新馆长只是个转业军人出身的干部,而图书管理员没上过什么学,只能说认得几个字,按理说进修图书分类法只有我能听得懂。但那时能去省城玩一趟是美差,于是馆长自己去省城了。学了一两个月回来,什么也没闹懂,具体干图书分类还得靠我。他还给我传达所学的知识,自己都说不清。我只好用他带回来的一大厚本《中图法》自学。
我的水彩写生
对一个理科生来说,图书分类法非常简单,一看就明白。再说我兴趣广泛,对各门学问都喜欢。有这样一个梳理所有知识体系的学习机会,我高兴还来不及。
我看世界上没有比图书分类这项工作需要最广泛的知识面了,它从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一直到数理化、天地生、工业、农业、交通业,三百六十行,行行都得多少知道一些,否则你将碰上很多书,连书名你都搞不懂,比如《不适定问题解法》、《质膜》这样的图书,"不适定"、"质膜"这些词儿一般人见都没见过。必须大致读懂书的内容,才能搞清应该分在哪类。
还有不少书,跨行跨业,文理兼通,交叉学科,究竟分到哪类,很难决定。
总之,图书分类法本身虽然远没有我所学的物理那么深奥,但面太广了,实际干起来,遇到的难题要广泛得多,很费思量。
我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四万册图书分得井井有条,标注的标签,分类卡片,全都符合国家标准。甚至连放卡片的柜子,抽屉,也都是我专门设计画图,请木工制作的,与大图书馆相比一点不寒搀。包括穿卡片的铁棍儿,螺丝,抽屉前面的类目标签插槽等,都是专门去省城购买的专业零件。
另外,我还设计了阅览室的专用桌椅,那桌子不是平面的,而是三角形的,供读者把报纸、杂志、图书斜靠在上面阅读,对面的读者互不影响,非常科学。还有借阅规则,手续,登记册之类,也都由我一手设计而成。
有了这样的阅读环境,南疆小县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读者也变得文明起来,阅览室里很自然就静悄悄的。每个周日,借阅窗口都挤满了读者,包括县城附近的部队官兵。
左边就是我们的图书卡片柜
三角形阅览架适合阅读报刊
小说《红岩》中那个小萝卜头宋振中的弟弟宋振华,那时正在和田工作,派性斗争中倒了霉,被排挤到本县当副书记,只挂名并无分管事务,只好天天来我们图书馆,坐在三角桌前消磨时光,打发日月。
当然,我们也遇到个别不开眼的,不知从哪里来的读者,在卡片抽屉里查到他所要的那本书的卡片时,他不是把书号抄下来交给管理员,而是直接把我们的卡片从铁棍上拔下来,交给管理员。他就不想想,如果每个人都把卡片拔下来,其它人还怎么查呢?管理员跟我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总之,我们在整个南疆的县级图书馆中,是最规范最标准的,图书也是最多的。为此得到了上级图书馆系列管理部门的嘉奖。
八十年代,我调离小县,回到省城。十八年后,我重返故乡,又回到我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看见李本善老汉仍旧像十八年前那样,坐在图书馆门前的台阶上看报纸,进得阅览室,那些三角桌仍然摆在原来位置上,读者们仍然把报纸斜靠在上面阅览。卡片柜仍然立在原地,借阅规则仍然贴在原来的墙上。
进入书库一看,原来的那些书架及那四万册图书仍然按照“中图法”的规则放在原处。听后来更换的年轻管理员小闫说:有些外地来的读者,经常奇怪我们这样的边远小县,居然有这么多图书,居然安排得如此井井有条。有一年来了一位画家,发现我们的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美术书籍,而且还分门别类,整整齐齐。他想不到当年给这些图书分类的人,其实也是一位画家。
2017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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