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上午，安徽省亳州市市长杜延安在市信访局现场接待信访群众。针对信访人的诉求，能现场解决的，杜延安责成相关部门限期办理；不能马上解决的，杜延安耐心与信访群众共同找寻问题解决的最佳方案，并现场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让信访群众有新的问题、诉求直接向他反映。

市长公布自己的手机号，并明言“有诉求直接找我”，其实不算新鲜事。几年前，地方党政机关一把手公布手机号、私人邮箱，曾一度成为官场时尚。吊诡的是，每每出现这样的事，还是会引发舆论热议。分析起来，大致可以说明两点，其一，官民之间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也缺乏良性的沟通机制，但凡官员做出点亲民之举，都会产生一种围观效应。其二，大量的民意诉求得不到表达，维权渠道也不尽畅通，在这个背景下，“有事直接找我”就很容易激发出共鸣感。

对于市长公布手机号，有人赞其勇气可嘉，有人斥之作秀无聊，更多的人则是善意的调侃。比如新闻背后的网友留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言外之意就是，网友并不怀疑市长的诚意，但是效果如何，能否坚持，则要打上一个大大问号。最简单的道理，作为一市之长，日常工作肯定不会轻松，这会那会，这里调研那里视察，哪还有多余的时间接听访民电话？从接待现场就可以看到，有问题需要解决的上访民众可不是个小数目，如果都给市长打电话，市长忙得过来吗？

市长公布自己的手机号，更像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和立场，增加解决问题的信心。比较现实的操作是：市长公布的不过是一个类似于“市长热线”的工作号，市长并不会亲自接听，而是由市长秘书或者相关工作人员在维护。如此一来，与民众的期望相去甚远。

其实，就算是打通了市长手机，市长解决了问题，也不必夸大其意义。现实中，有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旦媒体介入、领导重视之后，便迅速进入“快车道”，往往能够得到理想的结果。于是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把事情闹大、引起领导重视，就成为一种维权捷径。但是，这种特事特办式的个案解决，并不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因为归根结底，这还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领导的地位越凸显，也就越发折射出制度化救济之弱势。而制度化救济如果不能良性运转，也就意味着民意的诉求无法得到稳定而常态的保障。所以说，“凡事

找市长”，并不是政治佳话，而恰恰是问题所在。

现代政府治理，一要讲专业，二要讲效率。所谓专业，就是分工的精细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份内之事。所谓效率，就是各个政府部门之间既要密切配合、协同工作，又要有清晰的责任边界。大量的民间纠纷和民意诉求得不到回应和解决，问题基本上就出在这两个方面：一是管事的人没有人管事或者没有能力管事，二是部门之间责任不清、分工不明，以至于遇事就相互推诿扯皮。市长与其公布手机号，不如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健全用人机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