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教授李强4月26日在深圳表示，中国农民中很大一部分通过打工、经营带来社会地位上升，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没有逃出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这就是中国的大问题，而且如果农民工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就是社会制度出问题了。（界面新闻4月27日）

在这篇名为《怎样看待我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的主题演讲中，李强教授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农民的身份转型。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但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上升机制，农民工频繁换工作，地位难以得到提升，以至于“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另一个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减少社会底层增加社会中上层，让社会从金字塔形向橄榄型逐渐转型。但现实是资源分配高度不均衡，城乡之间、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底层的比例依然过大，这让社会转型之路看起来异常艰难。

城镇化的最大症结也正在于此。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如果进城务工农民的身份不能通过制度化的方式实现转型，成为货真价实的市民，那么社会转型就是无根之木，根本无从谈起。换个角度看，如果社会转型不以农民的身份转型为立足之本，就很容易指标化和数据化，出现“赶农上楼”这样的政策变异，甚至误入歧途。可见，城镇化也好，社会现代化转型也罢，核心要素就在于人，尤其是占据社会底层绝大多数的农民，如何提升他们的价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打一辈子还叫农民工”一语道出真相。不可否认，不少城市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譬如改称农民工为“新市民”或者“产业工人”，但称谓上的变化并不足以改变进城务工农民身份固化的现实，也没有改变社会对他们的刻板成见。这一方面体现在生存环境的恶劣。上升通道的狭窄，各项福利和权益保障机制的缺乏，子女的教育问题，缺少利益代言人，这些都注定了他们在城市的权利弱势，从而更容易成为被漠视乃至被侵害的对象，比如欠薪，比如频繁更换工作。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精神层面，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农民进城务工，虽然身在城市，但由于生活习惯和经济能力的不同，他们其实很难真正融入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认位。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身份固化已经延续到“农二代”身上。“农二代”在城市中成长，在城市中受教育，看上去与同龄人无异，但“打工子弟”的身份仍然时时处处地显示出他们的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大多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便早早走向社会打工挣钱，发展前景极为有限。而缺乏人脉基础，他们的职业前景也得不到合理的规划，只能在社会底线打转。更悲催的是，他们的父辈尚可以回到家乡务农，但他们已经没有了乡村记忆，不得不面对“农村回不到，城市不认同”的迷惘。

“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当然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比如普遍不重视子女教育，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缺乏信心。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城市没有足够的包容和善意。农民已经进城并且定居，但城市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各项制度仍处于滞后的状态。异地中、高考何时全面放开，农民工的社保接续何时才能无缝对接，农民工欠薪问题何时才能摆脱“运动式执法”的困局……所有的制度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社会底层的地位决定一个社会的高度，“打一辈子工还叫农民工”，不仅仅是身份歧视，更是制度歧视。

http://news.sina.com.cn/c/zs/2016-04-27/doc-ifxrpvea125527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