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摊子”并不是大同一地所独有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焦虑与官员个人政绩冲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是城市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打破这种内在的规律，发展就可能走入“陷阱”，甚至为城市的未来埋下隐患。

    10月15日，据中央纪委网站消息，山西省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消息很快传遍大同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另一位官员的名字再次被频繁提起。他是耿彦波，曾担任大同市长，2013年2月赴太原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虽然已经调任太原，但一些大同人对耿彦波却念念不忘，不少市民甚至组成“耿彦波粉丝团”，表达对“耿市长”重返大同的渴望。（《新京报》11月13日）

    耿彦波大致可以归为“明星市长”之类。在主政大同的五年里，他推动了城市拆迁、道路新建、古城修复等多方面的工作，城市的面貌也日益改观，城市规划建设面积由90平方公里扩展到180平方公里，古城墙修复完成四分之三。在坊间，有关他的各种事迹被市民口口相传，甚至一度当选山西省的“十大文化名片”之一，排在著名的晋祠和老陈醋之前。市民组成“粉丝团”，吁请“耿市长”重返大同，表达的是对一名实干型官员的认同和赞誉。

    然而正如绝大多数“明星官员”一样，耿彦波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如果说他在主政大同期间所取得的政绩足够醒目，那么他所留下的问题也同样突出。耿彦波离任以后，由他主导的125项在建工程被叫停，大同市政府2013年累计负债超过130亿元。有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停工和巨额债务有关。“粉丝团”的请愿，其实也包含了另一层诉求：回来收拾烂摊子。

    人走政息，留下一堆“烂摊子”，并不是大同一地所独有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城市发展焦虑与官员个人政绩冲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官员主政一方，往往任期仅有几年，在有限的时间里，总是希望通过打造一些标志性建筑和基础性城市项目，给城市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并且打上鲜明的个人烙印。但不是所有城市都具备这样的条件，为此，通常情况下只能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甚至不惜动用所有的行政资源来强力推行。当然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官员都是出于个人利益，而确实是他们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和饱满的工作热情。也因此，这种改革型官员和城市面貌的迅速变化，往往与民意相契合，并进而刺激主政者“大干快上”的决心。

    只是城市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打破这种内在的规律，无视城市的现状和各种资源之间的固有平衡，发展就可能走入“陷阱”，甚至为城市的未来埋下隐患。诚如麦肯锡公司城市中国计划研究员李晓鹏所说，大同的问题在于前几年的投入太猛，没有把握好度；其潜在的危险就在于透支未来，使下一届政府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亦有大同市的政府官员表示，按照目前的人事任免制度，在不确定自己任期的情况下，就搭了那么大的框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耿彦波的执政亮点在于改革，执政“污点”也在于改革。改革是必须的，但怎么样改，却需要执政者把握好分寸感。

    如何杜绝“烂摊子”现象？以大同为例，或许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权力干预机制。在一些地方，一把手往往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很容易以个人意愿取代城市发展决策和思路。权力的高度集中，一方面固然可以减少改革阻力和各种掣肘，但另一方面，也会让决策失误得不到有效的纠偏。因此需要建立一种预警机制，来提醒和约束地方主政者的权力运行。二是要解决“新官不理旧政”的问题。前任干得轰轰烈烈，一旦调离，后任便弃之如敝履，不仅浪费了公共资源，事实上也折损了政府的公信力。保持决策的连续性，应该成为每个官员的执政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