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半年的“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以来，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专家介绍，对于海外追逃没收的资产，与合作国家分享是国际惯例。在美国，比例取决于美方在执法合作中做出的“贡献”，最高可达80%。中国此前没有分享机制，现在逐步改变。去年，中国和加拿大签订了受益追缴和分享的协议。（《新京报》11月2日）

跨国追捕经济犯罪嫌疑人，不仅要追逃，也要追赃，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也因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要不要建立跨国追逃分享机制，与协助国“分享赃款”，心存疑虑，相关的制度建设也停滞不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已经成为我国海外追逃不断受阻，乃至于外逃贪官不断增加的一个重要诱因。

但事实上，建立“分享机制”，与海外追逃追赃并不冲突，最终的制度诉求是为了更好地追逃追赃。我国有多少外逃贪官以及带走了多少资金，坊间有多个版本，比交有代表性的说法是，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 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外逃贪官的抓捕力度，但成功抓回的只是九牛一毛。换言之，如果不能有效追捕外逃贪官，那么固守“百分之百追回赃款”就毫无意义。

既能追捕外逃贪官，又有追回全部赃款，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要知道，海外追逃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完成的事，必须要通过国际合作。而既然是国际合作，就应当综合考量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外逃贪官从我国的法律角度看是犯罪嫌疑人，但在其他国家则是投资者。大量的资金流入其他国家经济循环内，对其投资稳定以及金融信誉，也会产生影响，如果没有一定的利益补偿机制，要想剥离显然并非易事。此外，在抓捕外逃贪官的国际合作中，其他国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执法成本，指望别人“义务帮忙”也不切合现实。

“分享赃款”似乎看上去有一点利益要胁的意味，但实际上，不必对此有太多的道德偏见。一方面，这是国际惯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普遍采取分享资产方式处理赃款，并且是针对中国的“特殊待遇”，作为外逃贪官较多的国家，中国理应尊重和遵守这样的国际“游戏规则”。另一方面，“分享赃款”并不是一种妥协和退让，相反它是为了更好地追捕外逃贪官，向外逃贪官发出的强烈警告：没有哪个国家是真正“天堂”。这对于正欲外逃的贪官无疑是一种强大的震慑，即便从经济上来考量，也是利远大于弊的。

如果一定要做一个价值排序，那么追逃显然优先于追赃，因为只有在立足于成功追逃的基础上，追赃才有可能性，而过于计算追赃的多少，却无助于追逃。这其实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建立“分享机制”，减少观念分歧以及法律体系的差异，降低国际合作的门槛，同更多国家签订引渡协议，置于反腐高压形势下，是跨国追捕外逃贪官以及阻断贪官外逃“退路”的一种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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