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环保局5月10日通报，天津一公司7日在南京丢失的一枚放射源已安全回收并放入铅罐。目前，尚未发现人员因此受到伤害。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师周启甫参与了现场应急工作。他表示，该放射源在操作过程中掉落，在1公里之外的草丛里发现。此次事故属于少见的放射源直接裸露情形，环保部将之定性为重大辐射事故。（《新京报》5月11日）

对于此次事件，公众有理由感到幸运。丢失的放射源已被安全回收，并且尚未发现人员因此受到伤害。然而相关单位和部门的种种表现和事后的应急处理，则让人难言轻松。极具危险性的放射源何以莫名丢失？丢失之后又何以隔日再上报？最关键的是，如此重大的辐射事故，为何有关部门在3天之后才向社会公布，并且是在网友微博曝料之后？一系列的未竟之问，折射出放射源管理层面上的制度性缺失，也暴露出公共安全之短板。

公共安全不能建立在幸运的基础上，否则它一定是脆弱不堪的。幸运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因素，只要有一次不走运，后果就几乎是毁灭性。鉴于放射源的巨大社会危害性，目前，我国对放射源使用单位实行许可证管理制度。对放射源本身则进行“身份证管理”，每一个放射源都有编码，其从被生产出来的“出生”，到“死亡”的注销都有全程信息化监管，若使用单位放射源需要转移、转让，必须到相关部门进行备案审批。

可见，制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流程操作， 发生放射源丢失的概率极低，即便发生也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排除事故隐患。然而从实践来看，制度的执行显然打了折扣的。放射源于7日丢失，企业8日才发现，这无法简单地用人为疏忽来解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相关单位和部门不仅以公共安全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内部对于放射源的管理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漏洞。资源显示，在过去三十年的放射事故中，由于领导失职、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不健全、工作人员缺乏安全防护知识、违规操作等责任事故占到了80％以上。

如果说放射源的丢失是对公共安全的第一次危害，那么信息公开的滞后，确切地说就是未能第一时间把危险告知公众，是构成了对公共安全的第二度危害，而后者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环保局官微在回应网友质疑为何信息披露滞后时回复称，企业在8日才发现遗失，9日凌晨报案给环保部门。这个解释最令人诧异之处在于，企业迟报事故已然延误纠错良机，环保部门却一错再错，直到10日丢失的放射源安全回收才向社会公布。

重大安全事故理应第一时间告知公众，这是最为理想的安全防范措施。反之，瞒而不报，或者非得等到一切“搞定”之后再报，实际上等于将民众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公布放射源丢失的消息固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情绪，但不能因此而剥夺公众的知情权。必须重申一点，在社会管理的价值序列中，公共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任何理由都不能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或者说，公共安全信息如果只掌握于某些人和部门的手中，而公众成为局外人，那么所谓的社会稳定就只是权力的意淫。

放射源已找回，但真相不能遗失在路上。在此事件中，相关人员和部门究竟有什么样的过失，应当承担什么的责任，放射源管理还有制度上的漏洞，这些细节需要厘清和还原。唯有如此，才能倒逼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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