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赫赫有名的‘红豆汤事件’，70家企业都有问题，总计罚款平均下来，每家不到8万。”3月5日，在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王小康再次谈起此事时曾开玩笑说，某个省份对计划生育超生的家庭罚款80万，可我们的企业违法排污，罚款还不到8万元。（《中国青年报》3月6日）

用超生来类比违法排污，也许并不十分恰当，毕竟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执行的也是不同的执法标准，然而道理上还是相通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企业违法排污的社会危害性都要远大于超生，如果超生罚款80万，而违法排污却只罚不到8万，那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也难怪，当王小康说到这个数据的时候，连总理都感到惊讶，让他再重复一遍。

长期以来，企业违法排污的罚款过低，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近年来，随着环境持续恶化，各地各级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经常看到有地方领导人声称要将污染环境的企业罚到“倾家荡产”。决心够大，措词够很，但落实到现实中，不要说“倾家荡产”，就是罚到“肉痛”的案例都很罕见。譬如去年5月，环保部通报的一项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山东省14家企业违法地下排污，共计罚款才35万元。尤值一提的是，罚款标准如此之低，许多地方还会设定一个罚款的上限，生怕得罪了企业。

过低的违法排污罚款，正如王小康所言，就是一种“保护性罚款”，不仅起不到警示和惩戒的作用，相反还会纵容乃至变相鼓励企业非法排污。有人算过一笔账，高污染企业每吨废水的治理成本一般在1.2～1.8元，偷排每日的净收益往往能达到几十万元，而环保部门最高罚款限额仅为10万元，这使得一些企业宁愿认罚也不愿采取措施防治污染。

这笔账并不难算，如果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更大的收益，那么哪个企业不会争先恐后地去“违法”呢？与其说企业是在缴纳“排污罚款”，不如说是在购买“排污合格证”，企业获得的不仅是一种行为上的免责，更是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从而使其违法排污更加有恃无恐，甚至会导致一种报复的性的排污。所以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罚款不断，执法密度越来越大，但实际上却是排污不止、违法不停，环境执法和治理难以走出越罚污染越重的怪圈。

而与违法成本过底相对应的，则是守法成本过高。“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处”，但是如果相反，企业能不断从错误甚至是违法行为获得利益，那么必然会形成一种极其负面的暗示，从而诱导更多的企业加入到违法排污的队伍中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违法成本过低，客观上就造成了“违法”已经成为一种竞争力，同等条件下，守法企业难以与违法企业公平竞争。可见“保护性罚款”实际上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催化剂。

更进一步看，“保护性罚款”固然与制度不完善、执法标准不统一有关，但更根本的显然还是地方保护主义。以“红豆汤事件”为例，明明是多家企业多年非法排放工业废水，但时任环保局局长的邓连军却辩解，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理由是放上一把红小豆，煮出来的水也可能是红色的。如此荒唐的解释固然不值一驳，但其所折射的心态却具有普遍性：在政绩和官帽面前，环境污染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比“保护性罚款”更值得警惕。

http://news.sina.com.cn/c/2014-03-06/09222963719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