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海洋局和安徽省先后发声，提出“一把手”将不再直接分管人财物。多位反腐败研究学者认为，对“一把手”分权和限权，有助于实现对“一把手”的监督；而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集体讨论中，班子其他成员先发言，“一把手”最后发言，将有助于避免“一言堂”，这一做法将成为趋势。（《北京青年报》1月26日）

“一把手”成为腐败重灾区，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纪委研究室主任李雪勤曾介绍：在所有受纪律处分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占总数1/3以上，厅局级以上干部中“一把手”比例更高。

前不久，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的一则报道颇具标本意义：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前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刘少雄，利用手中的职权，把一块本应建成公园的土地违规批给了一名开发商，因此而受贿达1000万港币的现金。“一把手”的能量之大，腐败的破坏力之强，令人叹为观止。

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于从级别上，将腐败官员分为苍蝇和老虎。但事实上，老虎和苍蝇很多时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如果没有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任何一只苍蝇都有可能变成老虎，甚至因为更具隐蔽性，贪腐起来更加凶狠。而党政机关“一把手”，无疑就是所有官员中最缺乏监督的一个群体。

打蛇打七寸，治官先治“一把手”，这是反腐败的一条必经之路。而监督“一把手”，说到底就是监督“一把手”手中的权力。就此而言，多地多部门所尝试的，诸如“一把手”不再直接分管人财物，“一把手”在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上的“末位表态制”，是反腐理论和反腐制度上的可喜进步。

理想状态而言，将“一把手”的权力进行分解和限制，对于预防和遏制腐败颇具杀伤力。一般而言，地方和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往往都拥有管辖范围内一切事务的无限管理权，而基于效率上的诉求，行政体系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制，一级管着一级，这便形成了一个监督悖论：“一把手”的权力与所受到的监督完全不成比例。“一把手”不再直接分管人财物，有利于压缩其腐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卸下权力的包袱，“一把手”可以以更加独立的身份去监督其他掌握着权力的官员，相当于又多了一层反腐的屏障。

但是我们无法忽视现实的复杂性和腐败的强大惯性。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想象：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官场语境下，即便剥离了“一把手”对人财物的直接管理权，“一把手”就真的失去了话语权了？在重大事项、重大决策集体讨论中，班子其他成员先发言，“一把手”最后发言，“一言堂”的局面就能彻底改变吗？或者，“二把手”、“三把手”们真的能够无视“一把手”的存在，独立地做出决断吗？显然不能过度乐观。甚至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尽管“一把手”失去了对具体事物的管理权，但下级官员仍然会揣测、迎合“一把手”的意思，“一把手”仍然主导一切，却避免了被问责的风险。

公权和限权，只是监督“一把手”的制度起点。换言之，公权和限权只是改变了权力运行的方式，能量相对有限，它并不能解决如何才能让权力“不敢贪、不能贪”的问题。而从反腐的角度说，真正需要管住的是权力的整个运行过程。令人欣喜的是，从起点出发，反腐进程又迈出了第二步、第三步。中共中央新颁布实施《干部任用条例》，明确提出，突击提拔干部将启动倒查机制，买官卖官者一律先停职再移送执法机关，每三到五年将遍查全国干部……制度构建与行动力并进，约束权力的笼子才会编织得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