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号限行由于简单易行、操作性强，并且确实对改善空气质量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有一定的效果，因而被许多城市所采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限行”几乎已经成为首选项，一旦城市空气质量下降、拥堵严重，管理部门首先想到的就是“限行”。

    对此，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而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大多都是围绕“限行”的治理效果展开讨论，但事实上，“限行”最需要解决的，其实是合法性的问题。

    公众购买汽车，并且缴纳了相应的税费，自然就拥有了上车行驶的权利。所以，本质而言，限行政策伤害了公众的出行权。出于公共利益的原因，个人当然有义务让渡一部分私权利，在特定情况下，公共决策甚至可以凌驾于私权利之上，但这决不表明公共决策可以任意、无条件地实施。换言之，个人的私权利和公权力都是有边界的，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适度的平衡，而保持适度平衡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有法律的明确授权，以确保公权力对私权力的“合法伤害”只是一种例外。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遇有大型群众性活动、大范围施工等情况，需要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或者作出与公众的道路交通活动直接有关的决定，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告。此条规定，被视为限行的直接法律依据。但事实上，从现实情况看，大多数城市采取限行措施，都是为了应对日益恶化的大气污染，而大气污染并不是法律规定的可以采取限制交通的条件。按照“法无明言即禁止”的公权力运行原则，严格来说，大多数城市的限行政策都于法无据，属于自设行政权。

    退一步说，即便不谈合法性问题，限行也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暂时性，二是向社会公告。正如专家所言，限行作为一种补救性措施，只能在特殊时间段和地点谨慎使用。这种特殊性，决定了管理部门在采取限行措施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征求民意，取得民众的认可，以此才实行公共利益最大化。但事实是，许多城市是将限行当作一种刚性制度强制性地实施，既无时间性限制也无公告，其正当性无疑进一步降低。

    限行再好，也不能滥用。这是因为，行政权力本身就具有一种扩张性，如果不加节制地使用，不仅对公众权利构成一种潜在的危害，还会降低公共部门的管理效率。限行因为会伤害公众的出行权，从道理上说，应当是穷尽一切办法之后的最后选择。而从成因上分析，无论是大气污染还是交通拥堵，机动车都不是唯一的因素。但为何一说治堵治污，管理部门就首先想到“限行”呢？不是因为限行的治理效果好，而是因为限行对象没有话语权，根本不具备博弈的资本和能力。和普通车主相比，一些污染企业都是纳税大户，管理部门倾向于谁一望便知。这种公共治理总是拿弱者开刀的倾向尤其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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