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上午，北京律师王宇向《法制日报》反映称，曾经备受关注的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在刑事案判决后逐渐淡出舆论焦点，受害女生的境遇也不再受人关注。8月11日，他们在三亚面见受害学生家长时获知，新学年开学在即，5名被校长带走开房女孩升初中仍无着落，怕被歧视不敢出门。（中国新闻网8月20日）

举国关注的“校长带小学生开房案”已经走完全部的司法程序，两名罪犯陈在鹏、冯小松分别被判以重刑，等待他们将是漫长的牢狱生涯。施暴者被法律严惩让人拍手称快，然而这并意味着这起性质恶劣的事件已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或者，这仅仅是正义的部分回归。帮助该案中的几名未成年受害者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对她们实行制度性的救济，事实上与打击犯罪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但恰恰是这一点，几乎被所有人选择性漠视和遗忘。如果不是律师告知媒体，恐怕很少有人能想到，几名受害女孩至今仍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而无力自拔。“一天到晚呆在家里”，“叫她看书她就看，不看就睡觉”。如今开学在即，他们家长去当地教育部门找领导希望能得到妥善处理，可仍未得到明确的答复，现在升初中仍无着落。她们内心的凄苦与无助和此前的舆论喧嚣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要知道，当初全民关注“校长带女生带房事件”，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但现实却是，几名受害女生并未从中获得实质性的救济。事实上，我们很难说，她们如今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和现实困境，相比于当初被性侵，哪一个对她们的伤害更大更深远，毕竟，她们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

受害者无救济，则正义不回归。这首先是因为，作为受害者有被救济的权利。显而易见，在集体围观下，几名受害女生所受到的舆论压力和社会歧视，丝毫不亚于施暴者，对未成年人而言，这毫无疑问是不可承受之重。因此，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对她们进行制度性的救济，在生活、学习等方面尽可能给予妥善安排，都是一种应尽的义务。更重要的是，政府负有救济之责。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两名施暴者已被法律严惩，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起事件中，当地政府由于监管不力，同样负有间接责任，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担责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政府之力给予受害者关怀，以弥补自己的过失。

几名受害女生的困境，与长期以来“重惩罚轻救济”、“重观念轻个人”的舆论氛围绕有关。在类似的未成年人受侵害的事件中，舆论往往习惯于对施暴者喊打喊杀，并从中阐释出有关社会机制的宏大议题，但对受害者的具体境况和后期救济，则往往漠不关心。这种情绪化的表达，有助于推动个案的迅速解决，但对受害者的帮助却并不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本身逐渐淡出公共视野，受害者会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实，任何时候人都是最关键的，只有受害者得到及时的救济，打击犯罪才有意义。

当然，也许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几名受害女生被漠视，会不会是一种变相的报复？“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影响巨大，伤害了地方形象，导致多名官员下课，也使得当地政府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当地政府对几名受害女生虽无恶意，却也并无好感，从而迁怒于她们，对其进行不管不问的冷处理，以此作为一种警示和告诫。联想此前当地对该事件的种种作为，这样的担忧显然并不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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