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后，百余艺术家义拍筹款8472万元定向捐给红会，但此后便不知善款去向。前晚，红会发说明，称这些善款用于“博爱家园”项目，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京华时报》5月1日）

中国红十字会在说明称，在捐款使用、灾后重建从决策到实施的全部过程中，及时与捐赠人沟通确实做得不够，对捐赠人的服务也做得不够，“为此，我们向相关捐赠者致歉，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加以改进”，但同时强调，“这与捐赠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显然，在红会看来，在未经捐款人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善款，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工作失误而已。

这样的态度，让人很难接受。对于风雨飘摇中的红会来说，这也相当于在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公信力乃是慈善机构的生命所在，而公信力既是公众的一种现实感受，也是一种历史的积淀。直观地说，公信力既包括科学的管理和规范的运作，也包括在出现问题后纠错机制的及时启动。善款的使用应与捐款意愿相一致，如改变用途则需经过捐款人的同意，这些原则性问题，对红会而言可谓是大是不能再大的事情，岂能用一句轻描淡写的“道歉”就想敷衍了事？

更大的疑问在于，挪用善款的问题，仅仅出现在这笔8472万元的定向捐款中吗？事实上，艺术家们之所以事隔5年之后集体追问这笔捐款的流向，不仅是为了获得尊重，更大的意义在于维护捐款者的监督权。如果善款的流向和使用情况连捐赠者都不得而知，完全由红会一方说了算，必然会形成一个监督死角，从而导致善款被滥用，甚至极可能发生腐败。而从红会的表态来看，所谓“我们向相关捐赠者致歉，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积极加以改进”，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种随意使用善款的情况，乃是一种常态，也即红会并没有一个科学使用和有效监督善款的制度化机制。这种情况下，公众完全有理由相信，挪用善款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倘若不进行制度上的修补，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事实上，就这笔善款而言，红会虽然公布了流向，但具体使用情况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譬如红会称，“博爱家园”每个项目平均资助35万元人民币，一般情况下，硬件工程10万元、生计发展12万元，其他为软件建设、组织发展和项目执行等费用。这仅仅是一个粗略的情况说明，红会若想自证清白，还需提供更为详细的预算和账单，否则自说自话，难以赢得信任。

“郭美美事件”后，红会一直在尝试着改变，包括更换副会长，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建立捐款公开平台，此次地震中的表现，红会也可圈可点，但是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红会似乎只热衷于形式上的修修补补，而从未有过实质意义上的改进。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红会沦落到如今几乎人人喊打的境地，肯定不仅是因为一个“郭美美”，然而除了一次又一次言不及义的“道歉”之外，红会没有进行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问责，这种过于良好的自我感觉与公众的集体不信任之间的矛盾，恰是红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红会若想重获公信力，没有捷径可走，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走在质疑的前面，主支公开所有捐款的流向和使用的详细情况，踏踏实实的行动，胜过一万次的“道歉”。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红会必须做，民众也值得等。

http://news.sina.com.cn/c/2013-05-01/01592699516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