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过马路”现象近日引起热议。专家认为，闯红灯现象不能全归责于行人素质，交通信号灯中红灯时长超行人忍耐限度也是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同济大学课题组调查发现，行人等红灯能忍90秒，当超过这个时间，行人过街信号灯作用趋于零。（《乌鲁木齐晚报》10月26日）

对于“中国式过马路”，其实很多国人都有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甚至会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譬如，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多数人都会表现得一屑一顾，振振有辞地进行道德批判，但是到了现实中，往往又不自觉地成为其中的一员。必须坦率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

为何会如此？我个人认为这其中有一个价值悖论。一方面，“中国式过马路”隐含的一个命题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素质比较低，缺乏规则意识，但是对于这一点，许多国人恐怕不会认同，最起码，我们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而对这个现象进行反思和批判，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并非天性素质差，我们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但问题是，为什么明明是错的事情，我们会去做，甚至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呢？

同济大学的课题研究给出了答案。课题组负责人李克平教授解释，行人在等红灯时有一个可忍受等待时间，如果行人在等待期间，且时间超过70秒后，行人开始慢速前进，寻找其他位置等候。那么，这70秒，就被称为行人可忍受等待时间。如果红灯时间超过了可忍受等待时间，就会导致闯红灯等行为。结果发现，中国行人算是“能忍族”，譬如杭州行人的忍耐时间为70秒到90秒，而德国行人的忍耐时间限度是60秒，而英国行人忍耐限度更低至45秒。

可忍受等待时间，是一个很严谨的社会学概念，因此，在交通信号灯的研究领域，它是设置信号灯周期的重要参考。可忍受等待时间与公民的道德素质本无必然的联系，但是却可能衍生出一系列的道德问题。譬如，如果我们的信号灯周期设计多一点科学依据，更加合理一些，那么类似闯红灯这样的不文明现象就可能大面积减少，相反，像现在这样，国内在交通信号灯的设置上更加偏向机动车，红灯时长动辄100秒甚至145秒，这几乎就是在挑战人的承受极限，相当于是逼着行人去闯红灯。

所以，从本质上说，道德或者说文明并非个人内心无形的东西，它还有外在的有形的表现形式，譬如制度设计上的理性和务实，尊重科学原理和人性本能。某种意义上说，行人的不文明，源于制度的不文明。我从不认为国人的道德素质天生比别人低，但不得不承认，由于环境的差异，由于缺乏对道德感的合理引导，更由于我们严重缺乏实证精神，在后生的养成上，我们的国民素质被拉开了差异。

空谈道德，无法拯救道德。因此，不妨多点实证精神，少点道德苛责，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从可以改进的地方着手加强我们的道德建设。有一个小故事：一个美国来的留学生到中国，发现宿舍里的中国同学每次关门都摔得山响，他很不理解。时间长了才发现，原来是门的质量有问题，如果不用力关，门就无法关上。重建道德不是凌空蹈虚的哲学命题，而是一个个能看得见的细节：也许只是造好每一扇门，也许只是设计好更人性的好灯时长，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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