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拍到一辆牌照属陕西汉中镇巴县的警车停在云南某景区内，开车的是镇巴县盐场派出所所长谭代彬，警车属于盐场派出所。事后，8月16日，镇巴县政法委决定，免去盐场派出所所长职务，给予其行政警告处分，责令其本人承担假期驾驶警车产生的所有费用。（《中国青年报》8月23日）
    公车私用一直以来就是民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但是令人失望的是，真正受到处理的却少之又少，即使处理了，也大多是隔靴骚痒、点到为止。譬如此次镇巴县的处理，看似严厉，实际上不过做个样子罢了。正如专家所分析的，免职只是职务的处分，随时可能恢复，这样的桥段我们已经见识过不少。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跨省旅游”的夸张情节而被舆论所热议，这起公车私用事件恐怕连象征性的处理都没有。
    镇巴县县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回应说，“因为这是第一次发现，考虑到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所以相对来说，处理的时候可能轻了一点。”这个解释至少犯了两个显而易见的错误。第一，陕西的公车都开到云南了，还称是“第一次发现”，要么是负责人说谎，要么只能说明当地对公车私用的监管已经完全失灵；第二，培养一名干部确实不容易，但这显然不能成为对违规违纪干部从轻处罚的理由。
    无信则不立。任何制度，都是用来遵守和执行的，而不是用来观赏和吓唬人的。既然制订了制度，就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毫无情面可讲。这既是权责对等的体现，事实上也是维护制度公信力的前提。鉴于公车私用的泛滥以及民意的诉病，如果这确实是镇巴县发现的第一起公车私用事件，那么更应该加以严罚，以惩前瑟后。凡事都有第一次，倘若因此而成为从轻的理由，那么制度的权威何在？
    从“干部培养不易”中，我们隐约能够看到一种“成本”思维，仿佛干部是一件投资品，因为投入了不菲的成本，所以就该无原则地保护。不要说干部不是投资品，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是有违错、变质的可能，就算干部是一件投资品，当他违规违纪，驾着公车跨省旅游的时候，事实上就等于是贬值了，适当“处理”一下，有何不可？这其实对政府部门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干部只是人民公仆，纳况人花钱培养一名干部，就是希望干部能够遵纪守法、尽职尽责。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意识到“干部培养不易”，才需要严加管束。如果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培养不易”成为回避责任的挡箭牌，岂不意味着把所有不合格的干部都要硬塞给民众？
    上级对下属的体恤乃至庇护，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但这种体恤对下属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相反，很有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对谭代彬个人来说，过轻的处理对他起不到真正的警示意义，也无法使他意味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无异于是一种纵容，而镇巴县也并非只有他一名干部，当其他干部犯同样错误的时候，上级又怎么才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呢？其实，对干部最好的关心和保护，就是严肃法纪，不讲私情，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如此干部才知道手中权力的可贵，才不会轻易以身试法，才对起得组织的培养和民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