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新国八条”，2011年各城市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并于一季度向社会公布。然而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截至27日，仅有近40个城市公布了房价调控目标，且其中多数城市的房价调控目标与当地G D P增速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挂钩，因此被认为是在强化房价上涨预期。（《经济参考报》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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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一项政策象“新国八条”一样受到如此强烈的瞩目，更很少有哪一项政策的倒计时会让公众一天天掰着手指头算。房价调控与民生幸福感联系之紧密，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大限将至，包括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在内的全国多数城市仍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围绕房价调控政策而展开的暗中博弈之势则已经悄然成形。

“新国八条”提出地方政府公布房价调控目标，足足给出了两个月的准备期，多数城市之所以拖延至今日仍未交出答卷，显然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其中释放出的信号，让人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说明“公布房价调控目标”找准了调控房价的政策着力点。相比前几轮房价调控措施，“房价调控目标”是个硬指标，一旦确立，地方政府必须要像完成政治任务一样不打折扣地去执行，不容丝毫懈怠。忧的一面则是房价调控之难。很明显，仍未公布房价调控目标的城市的心态，既有观望权衡的意味，也是对政策底线和中央调控决心的一种试探。

再好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其最终效果如何将依然充满未知，好经也有念歪的时候。“新国八条”规定，各地政府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目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合理确定本地区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应该说，这是非常周全而科学的制度设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一政策的初衷事实上已经被极大地消解。从目前的情况看，现有的各地目标普遍与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挂钩，却独独缺失了对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参考。轻则说这是对政策的误读，重则说则近乎于是对政策的一种肢解，变相地将“房价调控目标”转化成房价上涨的预期。

对此，经济学家马光远解释的非常浅显易懂：一个房子如果涨价10%的话，它可能涨了10万，但是一个人的收入水平如果增长10%的话，一年差不多也就是一千多，如果说我们把收入增长的比例完全等同于房价增长的比例，等于拉开了最少10倍的差距。倘若房价调控目标单纯以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参考标准，而忽略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因素，那么其本质就是在玩弄数字游戏，与中央调控房价的本意背道而驰。

去年12月26日，温总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播访谈节目中表示，有信心让房价回到合理价位——这一表态与“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后者指向的是房价上涨幅度，而前者直接指向的是房价本身。毋庸置疑，随后出台的“新国八条”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和具体化。就此而言，“新国八条”事实上已经初步完成了房价调控的制度布局，就是进一步强化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率，健全监督和问责机制，再辅以保障房加快建设进程，那么，“房价回到合理价位”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