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杭州余杭区政府宣布，斥资3亿元将28家卫生院全部由政府财政收回。而此前，以7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个人经营。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国敬表示，巨资回购，政府不仅想买回百姓对基层医疗机构的信任，也想买回全民的健康。（新华网10月25日）

　　当初以7500万元低价出售，七、八年时间后又以3亿元回购，扣除物质上涨指数，这样的投资回报率也堪称惊人。相应地，这也意味着余杭区政府为此次改制付出了极为沉重的民生成本。当初为何要一卖了之？而如今又为什么要斥巨资全面回购？痛定思痛之余，对整个事件进行一番疏理和反思无疑是有必要的。

　　这场股份制改革发生于2002年到2003年间。彼时，余杭区28家卫生院的现状就是全国基层医疗服务的一个缩影。由于财政投入不足，经费有限，经营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由于定位于社区和基层，无论是软件还是硬件，都难以与大医院竞争，可谓入不敷出，“当时，全余杭所有卫生院的收入加起来也只有几千万元，至少70%的卫生院面临亏损，大多数亏损额度在30％以上。”……可以说，在各种压力之下，改革是唯一的出路。

　　确立了改革的大方向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余杭区政府选择了市场化。市场化也没错，问题在于这是奉行“市场至上”的原教旨主义的市场，还是政府有形之手加以监管的市场？区政府选择了前者，事实证明，这是最错误的一步。改制之后，仅有1/3的卫生院盈余，这与改制前并无多少起色，但由于是私人经营，卫生院的收入绝大部门来自药品，大处方司空见惯，导致一些卫生院医患纠纷频发，群众满意度下降，卫生院人才流失严重。如果改革的成本全部由民众来承担，那么这样的改革只能说是有失败的。

　　问题首先在于，公共事业改革，无论怎么改，都不能逾越公益性和非盈利性这条底线。卫生院类似于国外的社区医院，立足于基层，应该说有非常清晰的定位，也是国家医疗卫生格局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运营得当，即可以分流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也有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本质而言，卫生院是国家对民众的一种医疗福利。而一旦引进外来资本，就必然会带来定位不清、产权不明以及管理混乱的局面，继而与资本的逐利诉求形成尖锐的冲突。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卫生院，其实与制度初衷已经背道而驰。

　　更重要的是，有关公共事业的改革，政府不能存有“甩包袱”的心态。世界卫生组织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出了“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措施，中国亦有承诺。和义务教育一样，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也是政府不可推御的义务。不可否认，在医疗投入非常有限的大背景下，基层医疗服务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但这需要政府付诸更多的智慧和努力，而不是一甩了之，因为这个“包袱”里装满了沉甸甸的民生利益。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存有“甩包袱”的心态，当初的决策才会如此草率和盲目。回购之后，一系列的革新随之展开，民众普遍感受到，就诊环境明显改善了，看病花钱明显少了……这样的转变固然让人欣喜，但也促使决策者反思：我们常说“改革要交学费”，可是有多少学费可以少交或者不交，有多少弯路可以少走甚至不走？但愿余杭区的案例能给如今正此起彼伏的公共事业改革提供一点可资借鉴的价值。（编辑：东雪）

吴龙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