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耶鲁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中心合作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观察”项目发布的《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09年度》指出，30个省级行政单位行政信息公开六成不及格，国务院下设机构仅两单位及格。（《京华时报》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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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相关高校、学术机构、媒体包括一些民间组织一直在做。譬如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这个项目去年就已经开始，到今年已经是第二届了。再如今年6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也通过调查，完成并向社会公布了一份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

综观此类行政透明度排行榜和调查报告，一个最深的体会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有变化的只是各省各部委的名次略有不同，不变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整体状况始终没有进步。民众的期待、外界的不懈努力，与政府的现实表现之间巨大的背离，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尴尬的现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两年多以来一直处于被“架空”的境地。

本质而言，政府信息公开就是一个权力向权利让步的过程，通过更多的信息披露，加大行政透明度，行政行为受到更多的监督，才会自觉恪守权力的边界。而民众知情权不断得到满足，也有利于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从公积金的提取，到行政收费的产生，三公消费的支出，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不仅关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更与每一个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部门与民众对信息公开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出于行政惯性，更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政府部门当然希望公开的信息越少越好，这样才更容易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需要媒体、学术机构等外部力量的督促与倒逼，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尝试迫切政府部门改进作风。这既是公民意识的应有体现，也是法治政府必要的民主训练。可以肯定，政府信息公开的真正实现，还将经历很长的一个博弈过程。

但问题是，政府信息公开，仅靠外界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客观来说，外界对于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已经做得足够充分和到位了，但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外界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给政府部门带来直接的压力。媒体也许，学术机构也罢，所能做的无非就是向社会寻求舆论关注。但一方面，审“丑”终究会疲劳，舆论关注不可避免地会边际效应递减。譬如今年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今年的报告，反响就远不如去年那么大。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转移压力的能力也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强大。各级并非不关心舆论动态，只是他们关心的角度与我们不同。据悉，许多地方政府对待信息公开，就存在着一种相互比较的心理，既不想排名太高，也不能太落后，居中最好。事实也证明，今年和去年相比，排名居前和居后的几个省份都所有变化。这真实地反映了地方政府应付舆论的心态。

改变政府信息公开不力的局面，首先要对制度进行细化和完善。譬如经常就有地方政府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民的申请。据悉，最高法正在积极推动司法解释的制定，这很让人期待。但更重要的是，还是要将信息公开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加在问责力度，变外界推动为内部驱动，信息公开才能不打折扣地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