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腐败要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吴龙贵

最近，继郑筱萸之后，身为药监局副局长的张敬礼成了药监系统被“双规”的又一高官。知情人透露，张敬礼“出事”缘于强生等企业曾向其行贿。中组部证实张敬礼已被免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职务。（近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http://news.qq.com/a/20100705/000682.htm

今年4月，国家药监局再现腐败窝案，任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卫良等6名官员被双规， 5人被批捕，1人遭停职。此次调查，虽被业内人士喻为国家药监局自郑筱萸案后的第二次地震，但由于涉案金额少，涉案官员级别低，而被某检察系统人士称为，“目前药监系统曝出的没有高官，至少说明后郑筱萸时代，在权力约束方面还是有所改观。”

这一论断显然太过轻率和乐观。随着张敬礼的落马，尤其是围绕着此案而展开的各种猜测和联想，所昭示的案件事实真相的扑塑迷离，更让公众强烈感受到，药监腐败乱象似乎并非得到彻底肃清，药监系统官员仍在延续着“前腐后继”的耻辱传统。所谓“药监系统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此时看上去更像是一种矫情的自我安慰。

药监局掌控着与药品和医疗器械有关的医疗产品的审批权，这种垄断性的权力释放出巨大的利益寻租空间。因而，药监局系统出现腐败现象并不值得惊讶。让公众难以容忍的是，药监腐败几乎是以相同的方式相同的轨迹在运行着。郑筱萸伏法之后，我们总结出的两大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和“监督不力”。然而，这两个原因在张敬礼案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2005年，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郝和平涉案被捕之后，国家药监局负责医疗器械项目审批的大权就落到张敬礼手中。“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照理说，有腐败案例在前，正是反思制度弊端和监督漏洞，从而将坏事变好事的契机。然而这样的时机被一再错过，以至于问题的隐患在避开“风暴”过后，往往会进行报复性的反弹。药监高官的接连落马，让我们看到了高层整治腐败的决心和魄力，但这种“抓一个是一个”的零敲碎打式的监管模式，又怎能唤起公众对反腐的制度化期待？因为制度生病，人不可能幸免，没有人知道，药监腐败还将多少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事实上，即便是此次张敬礼的落马，其“反腐”的成色也未必充足。舆论所关注的一个看点是：消息人士透露，张敬礼最初被调查，缘自一封指责国家药监局高层涉嫌任人唯亲的网帖。此说法并非得到权威证实，但这种“小道消息”出现本身，即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案件调查与公众知情权的极大背离。关于张敬礼案，我们能了解的确切信息屈指可数，而媒体上则充斥着“消息人士透露”，“知情人称”等字样。关注的问题得不到回应，公众当然不惮于给出最坏的想象。而从此案中强生等外企“大小通吃”的行贿手法看，张敬礼因“权力内讧”而落马也不算是太过离奇的想象。

一向号称管理严格的外企，为何在我们这儿却成为了行贿的重灾区？与其说这拷问了外企的法律意识和诚信，不如说这是对我们制度环境的一种检讨。外企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当走“灰色通道”更容易获得利益且风险成本很低的时候，它们同样愿意践踏法律和良知。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的监督体系究竟是不断完善还是原地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