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杨佳们心中的“魔鬼”一个制度性的出路

上海市公安机关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震惊全国的致6死4伤的闸北袭警案的案发原因：犯罪嫌疑人杨佳2007年10月短期来沪期间，因骑一辆无牌无证自行车途经闸北时被闸北警方盘查，在警局接受6个小时的询问后，警方判定杨佳的车系“租用”后对其放行。此后，心生不满的杨佳多次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提出相关赔偿要求无果，直至惨案发生。（《中国青年报》7月8日）

真相并没有出乎公众的意料，原因也很简单，这是一起因不满民警执法而引发的报复性袭警事件。毫无疑问，残暴的杀人者将为其行为遭到公众的谴责和沉重的法律制裁，但回溯整个事件的全过程，我们的目光或许并不能停留于此。

种种细节可以看出，这起恶性袭警事件的最终暴发，虽突然，但并不偶然，经过了一个矛盾和怨气逐步累积，升级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思考方式等内在原因，又起到不可忽视的催化作用，最终使事件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这样说，杨佳的心中一直住着一个魔鬼，只等最后一根稻草的落下。

在这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如果有另外一种更为合理的处理机制，如果杨佳的内心积怨能通过某种途径得到排遣，那么矛盾是不是就可以得以化解，悲剧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对个案而言，已经没有如果，但就这起事件的巨大影响和典型性而言，这样的假设仍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警民纠纷随时可能发生，性格偏激而具暴力倾向的人也不止一个杨佳，当两者发生交集，谁都不敢保证类似的悲剧不会重演。

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经核查后认为，民警执法“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而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杨佳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这便产生一个疑问：为何一个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会对警方“依法有据，无不当之处”的执法穷追不舍，以至怨恨到不得不诉诸暴力？

有性格的因素，也许还有利益上的考量，但我以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对警方的处理充满了不信任。这种不信任，主要来自于投诉机关的身份。我们看到，纠纷发生后，杨佳始终在试图“讨一个说法”，这表明他并不想暴力解决。但事实上，他只能选择向执法民警的上级机关或者内部督查部门投诉。也许杨佳并不知道“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但他一定能感受到自己的弱势，以至于只要对答复不满，他就会本能地认为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警执法 “无不当”仅指执法程序，而在实质正义上确有可商榷之处。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贫富差距，地域差异的加大，各种矛盾和冲动进入多发期，尤以公安系统为甚。纾解民怨，化解矛盾和纠纷，首先要给杨佳们心中的“魔鬼”一个出路。这当然不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可以解决的，而必须进行观念的更新和制度创新。换个角度看，如果当时杨佳可以找到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投诉机构，又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呢？

新闻链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8-07/08/content_22544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