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维权是奢侈品”的制度解读

重庆诗仙太白集团的204名职工日前为讨薪在申请劳动仲裁时，却收到了一张34万余元的仲裁收费通知单。“维权高收费”一时成了当地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新华网1月22日）

能不能讨回薪水还是一个问题，一张34万余元的天价仲载收费通知单便已送至眼前，现实中就是有这么多的无奈和荒唐：对于劳动者维权，我们有够完备的制度安排，有相对健全的法律法规，也有专门的职能部门，然而依法维权在很多时候依然是美好的制度设想，可望而不可及。

204名职工的委屈，网友的义愤填膺，评论者的铿锵质问，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下达这张天价收费单的仲裁机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要再次失望。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这家仲裁委员会的做法不仅不出格不夸张，而且还很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甚至还有点“严格依法办事”的味道。

国务院《劳动争议处理条例》明确规定，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为20－50元／件，处理费按实际情况支付，困难群众可申请减、免、缓交仲裁费。于是“按实际情况”，《重庆市劳动争议仲裁收费管理办法》规定，劳动争议金额超过10万元，按照标的额的1％预收处理费，实行多退少补的原则。申请减、免、缓，必须由当地工会出具证明材料。从法理而言，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并无可指责之处。

这当然不能说仲裁机构开出“天价维权收费单”就是光明正大的，但至少提醒了我们，“天价维权”的根源不在于职能部门和具体的办事人员缺少职业道德，而在于我们的制度设计过于粗放，脱离了现实，乃至缺少最起码的人情味。立法者和制度设计者当初在立法和做出决策之时，可能想到的只是为完成而完成，而没有从受众的角度去充分考量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现实可行性，以及种种可能的异化倾向。这便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我们都知道，行政权力是有自利倾向的，当制度留下这样一条“缝隙”之后，行政部门按“最大利益”原则行事几乎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当人们抱怨维权费用太高之时，仲裁部门可能还在暗地自语：我们没按2%收费就算不错了。

同样问题还在于劳动仲裁程度前置上。这一原本旨在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已经完全扭曲，成为劳动者维权的最大障碍，许多维权的劳动者为了买一张“不受理”的通知单，必须毫无道理地花上五六千元的冤枉钱，可在“为劳动者维权”口号喊着山呼海啸的时候，决策者可曾关注过这个问题？

越是针对弱势者的制度，就越要细化，能有多细就要制订得多细。这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必要的博弈能力和话语空间，无法在法律和制度面前获得同等的对话机会。否则，即便保护他们的制度再多再好，他们也只能是一个个“贫穷的制度拥有者”，甚至沦为制度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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