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惠阳之死”拷问医疗体制的软肋

一名6岁女童吃生花生米时不慎发生呛噎，连跑镇、县、市三家医院后，除了检查外没受到任何治疗，最后死在医院病房内。对于女孩的死，家属与医院说法不一。家属怒斥医生敷衍扯皮耽误了抢救，而医院则称孩子的亲属错过了抢救时机。 （《现代快报》12月24日）

一粒花生米，让一个仅仅6岁的鲜活的生命嘎然而止——当生命脆弱到如此地步之时，我们的同情，惋惜，抑或悲伤都变得无比沉重起来。尤为令人叹息的是，对于小惠阳的非正常死亡，我们却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真相更是显得扑朔迷离。小惠阳的家人与医院各执一辞，莫衷一是，但谁也拿不住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躺在停尸间的小惠阳，似乎还在默默地等待另一场断决。

可以预见的是，这又将是一起旷日持久的医患纠纷，无论是医方，还是死者家属，都将在接下来的对恃之中投入不菲的人力，财力和精力，以及承受来自心灵和道德的焦灼和折磨。不可以预见的是，由“小惠阳之死”所暴露出的、并由无数起类似事件所证实的医疗体制上的种种弊端，将在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事件中，最让人感到触目难忘的是，小惠阳的爷爷奶奶带着她换乘包括步行在内的各种交通工具，辗转于镇卫生，县医院，市医院等三家医疗机构的求救经历。从当时来看，两位老人可能只是感慨求医的不易，现在看来，这无疑是一段扣人心弦的“生死时速”。镇，县两家医院均以“条件简陋，无相关设备”为由建议转到“大医院”治疗，而事后市医院正是以“孩子的亲属错过了抢救时机”为由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不论这三家医院是否有推卸责任的嫌疑，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医疗投入的不足尤其是对基层和农村的医疗机构的投入不足乃是造成小惠阳非正常死亡的体制“凶手”。

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分析“看病难、看病贵”时，列出了5大病因，其中一条就是“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这一数据，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在这极为有限的财政投入中，由于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市场力量导致了资源向购买力强的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基层和农村则资源不足——一粒小小的花生米，难倒了镇、县两级医院，我们可以见识到“不足”到了何种地步。

值得诟病之处，还有医疗事故的事后处理流程和责任认定机制。很难找到哪一个行业或领域，像今日的医疗机制这样，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总是迅速陷入像迷一样众说纷纭的“罗生门”。医方凭借强大的信息优势，总是能找出无数个理由将责任最终归咎到患者及其家属身上，从而显得理直气壮，而患者除了消极对抗之外，也似乎别无它法。没有协商，只有对抗，没有承担，只有规避，甚至没有冷静，只有冲突和矛盾，医患之间的这重重沉疴，或许是尚处于“政府化还是市场化”之争的新医改方案不可回避并且必须解决的问题。

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提出了“人人享有健康”的基本医疗保障目标，上世纪90年代我们亦有承诺。现在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还必须为这个承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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